不那么隐秘的角落。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数DataVision，作者：张攀/李天骄，编辑：，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医疗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财政的问题，也就是钱的问题。
2011年8月，新医改方案出台第三年，有多年财贸和药监工作经验的詹积富来到福建小城三明，任职副市长。借着全国医改浪潮，三明以每月一个文件的速度开启了“三明模式”。
三明模式上马一年，医保基金的亏空就被抹平，药费在两年时间里从9亿直接下滑到5.7亿，全国各地的干部纷纷来三明取经。有趣的是，第一个来三明摸底的不是卫生部门的官员，而是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
无论是涉及全民的医改，还是持续三年的抗疫，本质上都是计算有多少钱，研究钱怎么花。这些决策在决定钱的流向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很多行业和公司的命运。
这是过去三年里，被疫情改写的几段历史。
医疗造富运动
离病毒越近的地方，也是离钱越近的地方。
疫苗：从亏损到千亿利润
在中国，获批上市的新冠疫苗只有五家公司，科兴背后的中国生物制药，康希诺、智飞生物、康泰生物、国药中生。而疫苗竞赛，自然是谁最先交卷谁就能有最高的利润。
2021年，科兴净利润高达907亿元，是过去5年利润总和的100倍以上；智飞生物净利润102亿，同比增长209%；康希诺从亏损4亿元到净赚19亿。
科兴疫苗的主体——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原本归美股上市公司科兴生物所有，从2015年到2019年，公司一直是亏损状态。2020年，中国生物制药以5.15亿美元的代价拿到了其15.03%的股份，所以，科兴的净利润得以在中国生物制药的报表中体现。
科兴的利润来源大家都知道：它是WHO认证的第七款疫苗，供给全球70余个国家使用。
按照财务数据计算，科兴平均每剂疫苗的价格是37.5元——不过这是医保局拿到的价格。如果按2021年科兴全球27亿只的供应量计算，平均每剂疫苗净赚33.5元。
02耗材 ：供需失衡，被拉动的百亿净利
疫情期间的耗材需求主要是两个，口罩和手套。
如果没有疫情，口罩和医用手套其实是一个很小、需求很稳定的市场。2020年1月，我国口罩日产能只有1000万个，但到了12月底，这个数字猛增到了5亿只。这个供需失衡的窗口期，成为了许多公司的造富窗口。
中国主营口罩制造的上市公司有38家，截止去年9月，这38家公司两年多的时间里，净赚了490亿元。
口罩的生产门槛其实非常低，理论上只要有熔喷布，任何人都能在家里开一条口罩生产线。所以给苹果代工的富士康在做，造车的比亚迪在做，卖油的中国石化也在做。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口罩领域公司极为分散，并没有哪一家特别突出。
2021年10月，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县委原书记钟益民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在通报中，这位书记在2020年初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本着举贤不避亲的原则，同样安排亲属开了一个口罩厂。
但同为医疗耗材，手套的生产门槛就高的多。
相比口罩几天时间就能建起产线，手套产线动辄百万投入，还需要12-18个月的投产时间。疫情前，全球主要的产能只有国内的英科医疗、蓝帆医疗和马来西亚的Top Glove等八家企业。
2020年和2021年两年，英科医疗的净利润高达145亿元，按疫情前的水平来算，两年赚了70年的钱。
2017年，英科医疗在A股递交招股书，总计募集6.3亿元资金中，5.3亿用于扩充各类手套产能，扩产量达到58.8亿只。当时英科的年产能不过100亿只左右，几乎可以说是all in手套了。
按照12-18个月的产能建设时间来计算，从英科拿到资金开始扩建，到正式生产，正好是在2019年。随后，新冠疫情在2020年初爆发，一把豪赌，股价翻了20倍，进入千亿市值俱乐部。
同一时期，和英科分庭抗礼的手套巨头蓝帆医疗在疫情前转型去做支架了，直接纳入集采名单。马拉西亚的Top Glove则因为疫情影响停产，错过了手套最高价的出货机会。
赌性坚强还不算什么，正巧牌桌上的人还都跑了，莫名其妙赢麻了。
03核酸 ：投机者的狂欢
核酸检测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并且在短短两年时间从零做到了千亿级规模。
据浙商证券估算，常态化核酸检测带来8300万人/日的需求增量，按当前低价2.6元推算，全国每天要为核酸检测花去超过2.15亿元。2022年是疫情的第三年，由于奥密克戎变种的强传染特性，检测的间隔一再缩短，2022年6月至12月，核酸检测总价将超460亿元。
当前，已上市核酸检测概念股主要有六家，这些公司近三年的净利润总计328.14亿元，按照2019年12.18亿的利润总额计算，这六家公司近三年赚了三十年的钱。
但这并不是最惊悚的数据。
如果按“市场份额”计算，这六家公司在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市场只有个位数的市占率，这就意味着还有一大群未上市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在公共视野之外赚了个盆满钵满。
不过到了今年，这些实验室统统都没生意可做了。
04抗原 ：外国人的钱更好赚
相比于核酸，抗原的入场券似乎更便宜。
截止2022年12月，国内已有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布局的厂家累计已达49家（上市企业有26家），其中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共有40家（上市企业有19 家）。
虽说有黄牛把20人份的试剂盒炒到200元，但抗原本身是个标准化极高的产品，没有任何产品差异化或品牌效应，谁赚的钱多，单纯看政府采购谁家的多。
抗原的最大赢家是一家名叫九安医疗的公司。疫情之前，他只是一家靠家用血压仪赚钱的小企业，上市10年一直默默无闻，10年总计还亏损了两亿。虽然大家都在做抗原，但九安医疗的独特之处是，他拿的是美国政府的订单。
2021年底，转型抗原自测盒生产的九安医疗拿到了一笔总额17.75亿美元的订单，而在美国没有集采的情况下，成本2-3元的自测盒，利润率高达80%。
05药品 ：薄利多销几个亿
相比于前面四个行业，药品公司的利润显然不够看。
即便是被喷上热搜的连花清瘟母公司以岭药业，其净利润相较疫情前也就堪堪一倍的增长，并停留在十多亿附近。更别说布洛芬的原料药企新华制药，2021年净利润不过2.93亿元，同比增长51%，亨迪药业的利润也不高，1.22亿元。
即便是2022年底突然激增的需求，也很难带动药企利润的激增。
原因在于产能，以连花清瘟为例，其原料包括连翘、金银花等原料药，不管这些玩意有没有用，但其种植都需要成长周期，加之气候的不确定性，无法承接市场急速释放的脉冲式需求。
布洛芬也是一样的道理：和口罩、医用手套一样，布洛芬多年来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扩张产能需要时间，无法迅速覆盖短期的需求激增。加上此类药品又受限于政策，没办法坐地起价，自然没有超额利润。
纸上的财富
在这些造富神话中，有些公司获得了实在的利润，有些公司的收入还停留在纸面上——没错，就是核酸检测机构。
常态化核酸检测期间，居民做核酸是免费的，出资方是地方政府。对于上市的核酸检测机构来说，这笔款项在财报中变成了应收账款。
所谓应收账款，简单说就是这笔钱在财报里被计算成了收入，但实际上，公司并没有收到现金。
截止2022年三季度，六家核酸概念公司的应收账款数为288.99亿，是2019年60.45亿的4.78倍。同期的利润总额为328.14亿，相当于还有三分之二的钱没有到账。
以迪安诊断为例，从2020年初到2022年9月，公司利润总额为54.21亿，但在2022年9月底，还有107.54亿的应收账款。换句话说，在这笔钱到账之前，公司实际上是亏损的。
按照会计学的谨慎性原则，要依据坏账发生的概率大小比例来计提坏账损失。而收回账款的概率可以用应收账款周转时间来衡量，时间越长，坏账的概率越大。
从绝对天数的角度来看，六家公司中有四家，最新一期的应收账款的周转时间超过4个月；从相对天数角度看，对比2020年，六家公司中有五家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变长。最高的迪安诊断甚至接近150天，账期长达5个月。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酒店业上。由于疫情导致的封控政策，各大连锁酒店转型成为隔离酒店几乎是唯一的自救手段。而隔离酒店的收入，同样有一部分来自地方财政。
正常情况下，酒店直接面向消费者，通常都是提前收款，因此基本不存在应收账款的问题。但疫情期间，一些上市连锁酒店应收账款暴涨，如华天酒店涨幅超180%。
赚到钱了吗？确实赚到了，钱在哪呢？不知道。
隐形造富：上游卖铲人如果把视角拉远一点，观测整个A股和港股所有的上市公司营收净利的增长，在疫情这三年里，真正受益最大的，其实是各行各业上游的“卖铲人”。
或者用个格调高一点的词：上下游行业出现了“K型分化”。
以2021年为例，无论是从营收还是净利润增长幅度来看，TOP100的公司中，材料、半导体设备等上游公司遥遥领先于医疗行业。
本质原因还是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叠加全球性的通胀导致的上游话语权提升。
而细分来看，例如缺芯导致士兰微等半导体行业利润激增；新能源车的火热导致上游企业成为有“锂”走遍天下，将产业链的利润大头收入囊中。
资本市场的狂欢过去三年，以岭药业的净利润总和为39亿元。但大股东吴以岭凭借公司在二级市场的昂扬走势，三个月的时间，手中股权就增值了185.11亿元。
疫情之下，部分商品需求的突然爆发，使得原本平衡的需求被打破。而这种供需失衡会在股票市场进一步被博弈，进而演化成交易。
同样的道理，有着接近40%市占率的布洛芬生产厂家新华制药，最近也被股民们扒出，成为新的炒作对象。
去年12月，新华制药只用了12个交易日就完成了136.8%的涨幅，几乎每天一个涨停。期间，第一大股东华鲁控股，总收益高达57.81亿元，日赚4.81亿。
又如奥密克戎亚型毒株XBB.1.5，新增病例中占比高达40%。一位修打印机的小哥，通过朋友圈说XBB容易引发腹泻，让大家提前准备蒙脱石散，结果谣言大肆传播，蒙脱石散直接脱销。2023年开盘第一天，五只蒙脱石散概念股直接涨停。
以方盛制药第一大股东张庆华为例，新年开盘第一天，天上就掉了块馅饼下来，赚了1.37个小目标。
疫情里绝大多数造富故事都有类似的逻辑：一个原本非常稳定的供给侧，突然遭遇了被疫情迅速扩大的需求侧，供需之间巨大的落差，创造了利润的空间。绝大多数公司，并没有预想到自己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除了公开可查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和疫情相关的生意藏在一些隐秘角落里。《南方周末》曾报道，疫情期间，用于封控的水马一度成为非常紧俏的物资，“负责组货的贸易商最终售价280元/个，拿货价大多在100余元/个[1]”。如果封控规模大，有人一晚上就能赚一百万。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也不仅仅被记录在出版物里，而是隐藏在财报和招股书的字里行间。而且，后者有时候是更加真实和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