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对很多人来说，报刊亭已然成为了一个活在记忆中的东西。
10年前，刚刚上大学的邦妮，是范冰冰的忠实粉丝。彼时，只要范冰冰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她都会去学校周边的报刊亭购买相关的杂志。“当时这种时尚杂志特别火，一本的价格是20元，买的人也很多。尤其是像年度特刊、人物专访这种，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去买，经常会买不到。”
邦妮回忆，好在彼时学校周边的报刊亭很多，“我们学校有两个大门，分别是东门和北门，我记得当时两个门的附近，都各有一个报刊亭。除此之外，离学校几百米之外的小营桥西边，也有2、3个报刊亭，所以只要是我喜欢的杂志，基本上都会买到。”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追星”成为了邦妮的“回忆”，买时尚杂志也就成为了过去，报刊亭就更淡出了邦妮的生活。
直到前段时间，远在成都的朋友拜托邦妮帮忙去报刊亭买一本北京本土的杂志时，邦妮才发现，曾经随处可见的报刊亭，竟成了罕见之物。“我和我同事在单位附近方圆2公里的范围，走了个遍，途中只看到了一家报刊亭，但也只是个亭子，基本上没有报刊在售卖。最终，我并没能帮朋友买到她想要的杂志。”
事实上，邦妮的经历，直观地反应了报刊亭的变迁。
尽管现如今，城市的街道上偶尔还能看到报刊亭，但与曾经的盛况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燃次元发现，尽管报刊亭数量已经不多，但却并未完全失去客流，对纸质刊物抱有兴趣或情怀的人，还是会穿梭在城市中，只为从报刊亭买到一本杂志。
而报刊亭，虽盈利很难，但也仍在勉力维持。
在与多位报刊亭经营者接触之后，燃次元了解到，销售报刊只占报刊亭收入的一半，而另一半的收入，则需要靠销售瓶装水来获得。即便如此，如今报刊亭的收入还是让经营者们捉襟见肘。“很多报刊亭每月的收入或只有几千元。”其中一位报刊亭经营者无奈地表示。
报刊亭的尴尬境地反映的是纸刊的困境，而纸刊销售还能维持多久，是摆在所有从业者面前的问题。
对此，媒体行业从业者赵明雨表示，尽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成熟，自媒体得以飞速发展，但客观来看，深度优质的内容仍然来自专业媒体或具有专业媒体内容生产经验的创作者，“对于纸媒来说，‘活着’的真正价值，是能否将内容不断传递给读者，并且维护读者的阅读习惯。”
01谁还去报刊亭
现如今生活在北京的安蓝，曾经是《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忠实读者。
大学毕业之前，由于不在北京生活，安蓝都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来阅读该副刊的内容。2020年，大学毕业后的安蓝终于来到了北京工作，“彼时的我，特别好奇《新京报书评周刊》的纸质版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带着这份好奇，安蓝开始在北京市区寻找报刊亭，想要买一份纸质版的《新京报书评周刊》。但没想到，兜兜转转，跨越了好几条宽阔的马路，也走了好几个面积较大的街区，可就是没有找到一家报刊亭。
来源/燃次元拍摄
之后，安蓝打开了地图软件，但循着导航走了近1公里后，眼前确实出现了一个报刊亭，可却只剩下了一个亭子，和零星几本早已过期的杂志，就连瓶装水都所剩无几。
“报刊亭的确没有完全消失，但要找到一家杂志品类齐全的报刊亭，却非常难。”安蓝无奈地表示。
与安蓝不同，80后的赵明雨经历了纸媒的辉煌和没落，也清晰地记得20年前每个月都急切地去报刊亭等新刊的感受。
“我最喜欢读的杂志是《中国国家地理》《萌芽》和《大众软件》。只要新刊一出，我就会去家附近的报刊亭购买。当时这些杂志特别受欢迎，不过好在报刊亭数量多，这家买不到我还能去另一家。”赵明雨表示，但现在，《大众软件》已停刊，《萌芽》在报刊亭售卖的数量也已经很少，“尽管《中国国家地理》仍然在报刊亭的货架上颇为显眼，但报刊亭数量骤减却是不争的事实。”
赵明雨告诉燃次元，随着纸媒时代的没落，自己虽然不会再高频购买纸刊，但看到喜欢的专题，还是愿意专程去报刊亭买一本，之后再认真地翻阅，“尽管杂志内容在手机App上也可购买阅读，但一方面，几家主流报刊App只提供年度会员购买，并不提供单期杂志购买。另一方面，相比在手机不断跳出的信息提醒和无处不在的超链接，心无旁骛地阅读一本杂志，在这个时代，也成了一种不可多得的生活体验。”
媒体人林楚有着阅读各类新闻的日常习惯。与普通读者不同，她不仅每天阅读各类线上媒体的内容，也时刻保持着对纸质刊物的观察和阅读。也因此，每次路过报刊亭，她都会习惯性地去看看最近出刊的各种报刊，也会观察报刊亭还在售卖哪些杂志。
林楚表示，尽管如今报刊亭数量越来越少，但似乎并不影响主流报刊在报刊亭中的地位，“《南方周末》《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读者》等杂志，依旧被店主们摆在显眼的位置。”
除此之外，林楚也坦言，在偶像经济的更新迭代之下，尽管时尚杂志仍然依靠偶像封面维持着不小的存在感，并挂满了报刊亭的整面展示墙。但相对来说，来报刊亭买时尚杂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正如林楚所说，相较于年轻人抛弃了报刊亭里的时尚杂志，老年人对报刊亭的“热情”似乎并未减退。
家住北京市三环附近的方年，是一位退休职工，而每天去报刊亭购买《北京晚报》和《环球时报》是他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我偶尔也会买买《中国国家地理》。”方年告诉燃次元，自己也有手机，但手机屏幕对眼睛的刺激太大。除此之外，在手机上要找自己想看的东西也很难，“每天下楼遛弯，顺便买一份《北京晚报》和《环球时报》，这么多年来了，我已经习惯通过报纸了解社会动态。”
王东是方年常去的这家报刊亭的老板，“我和住在报刊亭附近的很多老年人都很熟识，其中一些老年人是我报刊亭的常客，还有一些老年人会直接预定报纸。因此，每天新到的报纸，我都要给老顾客们预留。”
02艰难经营的报刊亭
但王东也直言，尽管还有着一批老客户，可如今的报刊亭与昔日的报刊亭，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如王东所说，燃次元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一条主干道旁的报刊亭旁。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仅有3人光顾了这家报刊亭，其中两位年轻男子购买的产品并非报刊，而是瓶装水。令一位戴眼镜的老人，买了两本杂志，装进自己的买菜兜后，便匆匆离去。
同一天下午，在北京市某热门商业区附近，四家报刊亭分别坐落在四个路口。来此商业区逛街的年轻人很多，但燃次元发现，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却很少有人会光顾报刊亭。在“蹲守”的一个小时内，其中一家报刊亭，只有一位过路的年轻人翻阅了《故事会》，但并没有买。在朋友的嘲笑和拉扯下，他买了一瓶纯净水，然后离开了。
经营报刊亭已经有15年时间的王东告诉燃次元，“很早以前，我的报刊亭是开在北京市长安街附近，多年来经过了几次搬迁，‘落户’到如今东四环的一个地铁站旁边。”
在王东的记忆里，报刊亭曾经“辉煌”过，“在智能手机尚未兴起的2000年左右，地理位置优越的报刊亭，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十几万元。之前我们行业里一直有个传言，说‘曾经有经营者靠报刊亭的收入在北京买了一套房。’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彼时报刊亭经营者，确实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如今，不仅报刊亭的数量大幅减少，经营者的收入也仅够维持日常生活，和一份普通工作的收入差不多，但是承担的工作量和经营风险则让这门生意显得越来越不具有性价比。
同为北京某报刊亭经营者的胡越向燃次元分享到，近两年，自己经营的报刊亭，平均每个月通过销售报刊得到的收益仅仅只有几千元。
据羊城网的报道称，不只在北京，早在2015年，就有人在广州做过调查。调查显示，大部分报刊亭经营者的月收入也仅仅维持在3000元。
相比经历过报刊亭辉煌时代的经营者来说，在半年前承租了报刊亭的林莉，其经营就更加困难。
林莉告诉燃次元，对自己来说，经营报刊亭是一件十分陌生的事，“过去我一直在到处打工，但随着年纪地增长，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朋友口中得知可以接手一个报刊亭。也因此，在这个行业最尴尬的时期，误打误撞成为了经营者之一。”
林莉告诉燃次元，自己经营的这家报亭，目前每月的租金是6000元，“经营至今，一直在赔钱，今天（沟通当天），我仅仅卖出了4本杂志。”
“如今报刊亭的经营的确是每况愈下，自己也是过一天算一天。”谈起报刊亭的经营，胡越坦言，其实很早以前，报刊亭的收入来源就有一大部分不得不依靠瓶装水，“我经营的这家报刊亭，目前的收入有一半都来自卖瓶装水。”
胡越继续补充道，报刊亭的暂停营业也会导致客流地下滑，“和其他实体零售业类似，报刊亭的客群也需要培养，让顾客养成来报刊亭买杂志或报纸的习惯很重要，但暂停营业哪怕时间不长，也会中断顾客的购物习惯，导致收入下降。
而对本就勉力维持的报刊亭来说，任何的收入降低都会对经营者带来不小麻烦。大部分报刊亭经营者都是老年人，当他们谈起收入的时候，大都表示，“尽管收入微薄，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是想要出来有点事情做。”
对此，王东告诉燃次元，报刊亭的刊物是邮政直接分发的，报刊亭经营者并没有太多自主权，和邮政有分销关系的报刊，都会一同分发给各个报刊亭，“因此，尽管纸质刊物销售情况日益堪忧，但在邮局统一分发的机制下，大部分期刊仍然将报刊亭视为销售渠道之一。”
03报刊亭减少的背后
但报刊亭的“消失”，并不只是因为其盈利模式的单一和利润的下滑。
事实上，报刊亭在国内并非一直存在。
尽管早在1904年，香港就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报刊亭，但其它地区，报刊亭的出现要晚得多。在很长时间内，报刊都是以流动摊贩售卖和邮寄订阅为主，而报刊亭真正大规模地出现，是在2000年。
公开信息显示，2000年，多家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建设报刊零售亭的通知》。彼时，建设报刊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大批下岗工人提供再就业的机会，因此，承租报刊亭的也多是下岗职工。
但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报刊亭逐渐消失在了城市的规划当中。2013年4月，郑州关停了所有报刊亭，成为第一个没有报刊亭的省会城市。5年之后，2018年4月，上海关停了所有报刊亭。到了2021年9月，常州也宣布，关停所有报刊亭。而其他城市，尽管报刊亭没有完全消失，但也只能用零星来形容。
宏观因素之外，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纸媒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作为纸媒销售载体之一的报刊亭，显然也难逃厄运。
与传统纸媒时代相比，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大的不同可以说就是传播方式的改变。从PGC到UGC的变化，让每一位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既是内容的创作者，也是内容的接收者和传播者。
而在这一传播方式的影响下，人们的阅读习惯也逐渐被改变，从各大社交平台上获取需要的信息，之后碎片化地阅读，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当下各个年龄段的阅读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通过各年龄段对报纸和智能手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这四种上网终端的持有比例，得出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城市居民媒介接触状况”大型调查数据显示，18-24岁的年轻人报刊持有比例最低，仅有19%；25-34岁的人群，报刊持有比例略高，为25％；35-44岁的群体中，报刊持有比例是28%。持有报刊比例最高的群体为45-54岁的人群，但持有比例也不过34%。
读者持有比例的下滑，自然会导致纸媒发行量下降、经营或从业人员收入剧减，甚至停刊。
作为纸媒记者的罗君燃次元，因为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自己所在刊物的广告越来越少，这甚至直接影响了记者们的工资水平。
另一位纸媒从业者则透露，2022年，有3家人们熟知的纸刊，其发行量分别下降了10%、20%、40%，“除此之外，近几年，不少纸媒的命运更加‘悲惨’，由于不再能吸引读者，或者在新媒体转型之路上过于迟缓，已经陆续停刊。”
据鲸平台数据，2022年，《城市画报》《温州商报》《孤独星球中国版》《绵阳晚报》《牡丹江晨报》《今日永嘉·教育周刊》《处州晚报》《重庆热报》以及郑渊洁创办的《童话大王》等杂志均已停刊。
但对于这些老报刊的停刊，出报刊的忠实粉丝会在社交平台上哀叹几声外，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赵明雨是《童话大王》的忠粉，其在杂志停刊的消息被曝出后，火速在淘宝购买了最后几期《童话大王》。
“就当是给自己青少年的时光留个纪念吧。”赵明雨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