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八大金刚都是谁？谁的结局最好？

军统内部没有八大金刚之说，只有四大金刚，分别是陈恭澎、王天木、赵理君、沈醉。其中只有赵理君因飞扬跋扈，1941年杀死督查专员被判处死刑，并于第2年执行。其他三人分别终老海峡两岸，王天木活到了90多岁，沈醉也活了80多，都属于善终。

国民党倒是有八大金刚一说，他们分别是：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均、蒋鼎文、陈继承。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贵州省兴义人。黄埔军校总教官，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蒋手下的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从小就接受了军事教育，1909年被送往日本学习，毕业后回国投入到革命中，任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后来黔军内部发生矛盾，刘显世被驱逐出贵阳，心怀憎恨的刘邃令人袭击了何应钦，受伤后的何应钦经过半年修养，最后选择离开故乡，前往上海。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很强硬，极力主张消灭中共，后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4.12惨案”。在西安事变中，对于张、杨的态度也是能打就绝不废话，直接令空军进行轰炸。抗日战争其间，对日作战也做出了努力，并作为代表接受日本的投降书。

后来国民党战败后，他先是去了香港，而后前往台湾，不过晚年的他由于官场失意，所以很多事也不再过问，但是仍以民间方式效力国民党。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直至1987年善终，享年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陈诚，1898年1月4日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陈诚本出自书香门第，父亲是晚清秀才，如果通过读书的方式将来必能出人头地。然而当时混乱的社会却孕育了他一颗投笔从戎的爱国心。1919年，陈诚以备取生的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仅两年时间，就提拔为炮兵连连长。北伐期间，先后攻打陈炯明、孙传芳、孟昭月等部，由于战绩显赫，一路升为军政厅副厅长。在中原大战中，挫败吉鸿昌，再立战功。后来参与“围剿”苏区的行动，一度将中共红军逼入绝路。淞沪会战中，对日本发起的进攻更是勇猛。不过在国民党败退大陆后，他也选择了入驻台湾，并担任了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在台湾病逝，享年67岁。

顾祝同，1893年1月9日生于江苏省涟水县石湖乡四兴集。儿时的顾祝同思想品德端正，学习成绩优异，于是被保送至南京陆军小学，并于1910年通过考试，正式成为陆军小学的一员。接下来的七年，他又分别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军校完成了进修。1919年2月，顾祝同完成学业并顺利毕业。1921年12月，顾祝同选择投奔到桂林视师的孙中山，其间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1927年北伐战争中，又分别在江苏宿迁、山东郯城等地予孙传芳以重创。后在中原大战中辅助蒋介石打败冯玉祥，升任为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掌管西北军事大权。抗战时期，又担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了徐州武汉两大会战。1949年随蒋介石败退台湾，任代国防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因高血压引起脑部微血管阻塞，1987年1月1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4岁，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长寿者。

刘峙，1892年6月30日生于江西吉安，是五虎将中出生最早的一位。1907年，时年15岁的刘峙投笔从戎，考入湖南陆军小学第三期。此后的六年，分别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和保定军官学校进修。两年后，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冀东开平巡防营见习。1917年南下广州，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官、粤军连长、支队长、营长等职。刘峙参与过北伐、中原大战等多场战事，深受蒋介石器重。抗战时曾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司令，第五战区司令。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挫败，一名堂堂司令竟沦落到在印度尼西亚教书，不免令人感到意外。1953年去台湾，次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后改任光复会委员。1971年1月15日，病逝于台湾。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安徽省巢县黄麓镇洪家疃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作为红色将军的他能列入蒋的八大金刚实在是出人意料。不过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后也就不足为奇了。童年时期的张治中家境贫寒，他自己也过着长达六年的流浪生活。后来进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并成为正式警察。军阀混战时期，他又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职位也从最初的军校毕业生一路升至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判断失误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从而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他作为当时湖南军事战争的最高指挥官，革职处分在所难免。在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上很温和，多次作为代表参加会谈，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后来由于政治倾向逐渐偏共，于1949年10月被开除国民党籍。

新中国成立后，身兼重职，为祖国的发展尽心尽力，于1969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钱大钧，1893年7月26日出生于原正仪镇雅泾村东北村。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教官，中国国民党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钱大钧早年参在日本学习，后来因为侵占青岛而愤然回国，之后的几年又陆续在中日完成了学业。1924年以第20师师长的身份讨伐陈炯明，其间以六连士兵大破四千敌军成为近代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虽然也参加了中原大战和抗日战争等大战，但由于钱大钧的军事生涯相较于其他金刚比较平淡，所以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后来由于自身原因受到了蒋介石的猜忌。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也以“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选择继续效力蒋介石。晚年也是作为代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活动。钱大钧一生虽然爱财，性格偏激，但为人胸无城府，老实本分，是智将的典型代表。1982年7月，钱大钧因肝癌在台北去世，享年90岁。

蒋鼎文，1895年1月15日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普通鼎文，1895年1月15日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鼎文16岁那年恰逢武昌起义，他没有任何犹豫，从容参军。军事生涯的早期参加了多次军事行动，虽然这个时期的他官职并不大，但是却深受蒋介石的赞赏。

号称“飞将军”的他先后经历了围剿红军，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事件，对外杀敌立功，对内恪守本分。但是在与日军的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心怀愧疚的他邃辞职转而经商，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败退台湾后，积极投身慈善事业，1974年1月，病卒于台北。享年79岁。

陈继承，1893年出生于江苏省靖江，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和大多数将领一样，他也是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战术教官。在军阀混战时期，先后参加东征和北伐和中原大战，但是相比于其他金刚，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战绩。所以再次不再介绍他参与的其他战争。战绩平平但却丝毫不影响蒋介石对他的重用，任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后来国民党战败，他也随蒋入驻台湾，担任台湾招商局顾问，1971年12月于台北病逝，享年78岁，蒋介石亲自题写墓碑。

《风筝》里的“鬼子六”真有其人吗？

《风筝》里的鬼子六，完全是塑造的人物，因为这个电视剧是有历史背景的，所以我们容易判断，在军统的有名的大特务中，并没有我们的卧底，所以鬼子六并没有原型。

军统实际对卧底的防范是很严格的，除了鬼子六无真人真事外，《潜伏》里吕宗方那个级别的卧底也是没有的，我党打入军统内部最成功的是张露萍，但也不是大人物，后牺牲。

我们在想办法打入军统，他们也在想办法打入延安，包括风筝里说的73个卧底，还有影子，也包括潜伏里的佛龛，都是这样的。

但是军统有一个成功人物，叫沈之岳，受戴笠派遣成功打入延安，没建什么功，却成功身退。后在台湾任"调查局"局长。被后世评为“蓝色007”、“继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

我们在军统的卧底乏善可陈，但事实上，我们打入中统是非常成功的，钱壮飞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31年4月25日，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央，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单就这一点就名扬天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谍战剧，很多都是群像，是我们生活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我们都知道戴笠很有名，但我们的李克农部长绝不在戴之下，也是龙潭三杰之一，对中国隐蔽战线的贡献尤其大。

如果有那么一天，会拍摄一个我们社会部的片子，尤其是边保反特的，必定非常精彩，现在的谍战片，实际只是真实的皮毛而已。

民国时期的中统和军统是怎么回事？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控制的特务机构，与“军统”并称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的作战对象除了中共，还包括汪伪等蒋介石的敌对政治力量。1947年4月，中统改为“党员通讯社”1949年3月，又改为“内政部调查局”，隶属于行政院内政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BIS），中华民国情报机关之一。1938年成立，1950年解散的中华民国情报机关之一。早期的领导人为戴笠，戴笠死后，1946年，由毛人凤继任。

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留在大陆的军统进行清洗，到五十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被肃清。

中统与军统的区别

中统是国民党中央的情报机构。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机构。

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统的前身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C.C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

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

1938年8月成立。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站”，在各省设“区”，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特工人员最多时近五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

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因为实际上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延伸。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

抗战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有所改变，从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向对付日本侵略转变，因此中统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军统的地位不断提升。

同时，由于大片国土沦陷，中统的组织系统严重破坏，而其又不能及时的联络这些基层组织，逐渐为军统所取代。

加之军统负责人戴笠对蒋有知遇之恩和师生之情，对蒋言听计从。而中统主要为国民党CC系的大老陈立夫、陈果夫哥俩所掌握，在人事上蒋不能直接控制，也逐渐失去了蒋的扶持。

到了国民党退台后，中统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全部组织系统。而军统的组织系统倒是得以保存和发展。由于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双方的合作非常有限。

中统的职能

中统局的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它和“军统”都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

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都有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特务活动遍及全国。他们网络党羽、特务的手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破坏活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捕风捉影，乱抓乱捕，制造了许多冤狱。

中统局特务组织的原始机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的党务调查科，它成立于1928年2月。在1928年—1931年这段时间内，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先后担任调查科主任一职。

1930年徐恩曾继任后，开始了他对中统特务系统长达15年的直接领导，直到1945年2月，蒋介石突然下手令，免去他“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由叶秀峰继任。调查科最初分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1930年夏为了加强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调查科内又增设了一个“特务组”，除一般特务活动仍由采访股负责外，举凡对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统由该组负责。该组的负责人由调查科采访股的得力干事顾建中担任。

1930年夏，该科也增设了一个“言文组”，其任务是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的华文刊物，分门别类加以剪贴，逐日送科主任转部长参阅。该组由整理股干事刘清源负责。

1932年秘密成立“特工总部”，地点设在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瞻园内。该部迄1938年撤销之时止，前后共七年时间。特工总部是一个完全秘密的组织。它成立后即在各省、市、县和国民党特别党部内陆续建立了下属机构“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重要地方还设立了秘密“行动区”。

1934年，蒋介石为统一特务组织，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设立调查统计局（这与后来以戴笠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两码事），以贺耀祖为局长，陈立夫为副局长，下设3个处：一处为党务处，徐恩曾任处长；二处为军警处，戴笠任处长；三处为邮电检查处，丁默任处长。1935年，国民党中央机关扩编，党务调查科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调查科和党务调查处均设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在二楼西南角两间房子内办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于1938年成立，至1947年前后历时9年。在这9年中，其组织之庞杂，人员之众多，罪恶之重大较其他各阶段为甚。中统局开始设于湖北汉口的黄陂路，后迁到重庆储奇门药材公会大楼楼上。

1939年7月始迁到中山二路川东师范。1946年迁到南京道署街（即今瞻园路）。中统局成立后，原特工总部宣告结束。

1947年4月中统局改头换面，历称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

1949年2月，国民政府党通局划归内政部领导，改称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国民政府败退宝岛台湾后，于1954年10月，又将内调局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军统的职能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政府为维护其独裁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1938年8月成立。军统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

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局内勤组织有军事情报、党政情报、电讯、警务、惩戒、训练和策反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在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

当年“军统局”特务，专门以监视、逮捕、绑架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活动。另一方面，军统特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对打击日本侵略和汉奸，起了一定作用。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专责保密防谍工作，确保国家安全。

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1950年，保密局恢复正式编组，于台北士林芝山岩设立局本部，以持续执行国内保防工作及情报搜集之重责大任，并主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等白色恐怖。

1955年，情报机构改制。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专责执行战略预警情报搜集、研整之任务。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接管。

1984年发生江南案，当时之情报局长汪希苓亦被捕入狱，情报局再次大改组。1985年7月1日，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并编成立军事情报局，隶属国防部参谋本部，受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其总部在台北阳明山下的芝山，设有情报学校训练间谍，军方内部称该处为山竹营区。

《风筝》中的男主角“军统六哥”郑耀先是人才，为什么老蒋不选他，却选毛人凤？

“军统六哥”郑耀先，这是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人物！他是电视剧《风筝》里的主人公，是我党隐蔽战线潜伏人员的“众生相”，并没有一一对应的所谓原型。在钱壮飞、潘汉年、熊向晖、袁殊等等等等，这些隐蔽战线的功勋人物身上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经历。所以，我们根本无法从真实历史中寻找提问者所需要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单纯就电视剧《风筝》的剧情而言，来分析一下提问者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军统六哥”是个人才，老蒋为何不选择他，而选择毛人凤？

郑耀先一直背着“共谍”嫌疑

诸如克公、钱壮飞等人，在潜伏敌营时是相当成功的！直到顾顺章叛变、供出了他们，他们的潜伏一直都没有被发现，哪怕是一丝“共谍”嫌疑！否则，徐恩增怎么可能把那么机密的事情交给钱壮飞？很显然，电视剧《风筝》中的郑耀先并没有这么出色！

▲“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

或许是出于剧情需要吧，毕竟潜伏得没有任何人发觉，这部戏也就没法拍了。所以，从剧情一开始，郑耀先就背上了“共谍”的嫌疑。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都怀疑他的身份，奈何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加之郑耀先对于戴笠而言，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无论怎么怀疑，谁也拿郑耀先这位“军统六哥”没办法。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老蒋历来都是“用人要疑、疑人不重用”！不管郑耀先到底是不是“共谍”，之前他有这方面的嫌疑。即便军统不把这件事上报，中统也绝对不可能在老蒋面前保持沉默。所以，对于郑耀先的事情，老蒋想必多少还是知道的。只不过，这样一个“小人物”还不值得老蒋亲自出马。既然戴笠不想除掉他，老蒋不可能管到这么小的事情。但戴笠飞机失事死了，需要有人取代他的位置。试问，老蒋会傻到用一个背着“共谍”嫌疑的人出任军统“老板”吗？除非他脑子瓦特了，不是吗？

▲军统的大“老板”——老蒋

军统“人才济济”，郑耀先并不突出

军统虽然名声不好，但用“人才济济”来形容，似乎也并不为过。比如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姜毅英，就是出身军统电讯部门，后来还成为了军统唯一的女将军。除了众所周知的“军统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之外，沈醉等人也都不是省油的灯！还有后来出任东北情报系统总负责人的文强，也同样出身军统！所以，电视剧《风筝》中的郑耀先在军统并不是唯一的人才。可以这么说，军统的高层几乎都是“人精”！有那么多人可以选择，老蒋为何要选择一个背着“共谍”嫌疑的郑耀先呢？

▲军统元老之一沈醉

郑耀先属于军统的“边缘人物”

军统虽然只是老蒋的情报部门之一，但派系斗争却一点也不比其他部门弱！戴笠、毛人凤的“江山帮”、郑介民的“老广帮”、还有唐纵的“湖南帮”等等等等，谁也不服谁。仅仅是因为戴笠受到老蒋的青睐，郑介民、唐纵这些人才不得不认戴笠这个“老板”。

▲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

戴笠一死，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便开始了近乎白热化的争权夺利！为了分化军统、同时也为了安抚军统的这几个巨头，老蒋最终将国防部二厅交给了郑介民、国防部保密局交给了毛人凤，而把唐纵调到了由军统实际控制的警察系统。由此也可见军统的派系斗争有多么严重，连老蒋都不得不考虑军统的派系问题！

▲军统三巨头之一唐纵

电视剧《风筝》中的郑耀先既不是戴笠嫡系“江山帮”，也不属于郑介民的“老广帮”和唐纵的“湖南帮”。说白了，他完全就是一个“边缘人物”。无论是戴笠还是后来的毛人凤，用的都是他的能力，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他！所以，军统分家之后，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真心吸纳郑耀先。至于老蒋，他已经被军统的派系斗争搞得焦头烂额了，又怎么可能找一个“边缘人物”去掌控军统呢？更何况郑耀先还背着“共谍”嫌疑……

▲军统三巨头之一毛人凤

综上所述，电视剧《风筝》中的郑耀先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被老蒋选为军统新当家的。更何况，抗战胜利之后，鉴于军统尾大不掉，老蒋早就有心拆分军统了。后来的毛人凤仅仅是分家后军统秘密部分的负责人而已，与当年的戴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军统被拆分后，公开部分归了郑介民、警察系统归了唐纵，剩下秘密部门的才是毛人凤的活儿……说白了，这其实还是老蒋惯用的伎俩——权力平衡，与当年分设军统、中统如出一辙。

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有没有成功暗杀日军高级将领的行动？

1940年11月29日中午，已经沦陷三年多的北平城东皇城胡同里面，连续传来七声枪响，当日本宪兵和伪警察闻讯赶到时，有两名日本军官已经倒在了血泊里。消息传来，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都快疯了，因为被刺杀的这俩军官虽然军衔不高，却是大有来头：日本天皇裕仁的特使、日本贵族院成员、陆军中佐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个家伙还都是男爵。

（多田骏剧照）

这俩家伙为什么来北平得瑟呢？原来在1940年5月间，我八路军奋勇发起了百团大战，华北日伪军遭到沉重打击，日本军界对多田骏中将的指挥能力颇多微辞，多田骏脸上挂不住，一边纠集兵力进行报复，搞所谓的“百万大战”，一边上书裕仁为自己辩解，大概意思是华北方面军兵力稀薄，这事真不赖我。多田骏是个中国通，他曾经受聘北洋政府担任过陆军大学的教官，也是鼓吹侵华的狂热分子，毕业于陆士第15期，比“荣耀16期”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还高一届。

尤其是七七事变爆发时，多田骏时任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兼陆军大学（日本的）校长，是辅佐70多岁老眼昏花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主要助手，所以跟日本皇室、军队高层的关系很深。朝中有人好做官，裕仁接到上奏后非但没有指责他，反而还派出两名特使前往中国华北进行“宣抚”，以示对华北的控制得力和对多田骏的勉励，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人，都是日本贵族子弟。

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来到北平后，多田骏当然不敢怠慢，对这两个家伙照顾得非常周到，安排居住在孙中山1924年来北平时所住的行辕：“和敬公主府”，也就是今天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四合院。这两个贵族子弟还都喜欢骑马，为了显示北平“治安”的良好，几乎每天都出来骑行或者遛马，当然，每次出来日军司令部也都会派警卫人员骑自行车随行保卫。

这俩鬼子就这样在北平大街上公然骑行，确实是太猖狂了，因此惹毛了军统北平站的潜伏人员，尤其是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每天的骑行时间和路线很有规律，是实施刺杀的良好条件。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北平站长刘文修根据上峰“伺机刺杀日本军政要员”的命令，决定干掉这两名特使，以重挫鬼子士气，提振沦陷区的抗日信心。

他们选用了北平站行动组组长麻克敌执行任务，并且将行刺地点初步定在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具体计划是由麻克敌开枪，然后另一名狙击手邱国丰负责掩护。选择的这个地方位于北平市中心，表面虽然危险其实也最安全，因为这里没有日军宪兵的警戒据点，而是由伪警察维持治安的，安保工作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胡同和小巷密布，七拐八弯路线复杂，便于在开枪刺杀后实施撤退。

麻克敌原名麻景贺，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早年是张砚田通州警备队的排长，著名的“通州事件”中该警备队反正被改编为第118师。1938年，为了加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和重建被破坏的平津两站，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麻景贺等36名下级军官，送到军统设于湖南临酆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有26人被派回华北潜伏，因为这些军官多为当地人，便于进行隐蔽工作，而麻景贺是其中枪法最好的，为了表示抗战决心，他特地改名为“麻克敌”。

麻克敌接受任务后，在第一次跟踪时就曾经准备下手，但是因为日军警卫跟得太紧只好放弃。11月29日，麻克敌穿着黑布袍怀揣手枪骑着自行车再次跟踪，终于逮着了机会。当时这俩日本特使突然扬鞭加速，而骑着自行车的日军警卫一时没有跟上来，麻克敌见机不可失，紧蹬一阵冲上去一口气连开七枪，两个日军中佐应声落马，其中高月保当场毙命、乘兼悦郎身受重伤，麻克敌随即穿小巷钻胡同，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了，北平日军的军警宪特通通出动，北平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电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都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全城搜捕刺客，日伪当局还悬赏5000大洋缉凶和征集线索。急疯了的多田骏要求限期破案，日特机关压力极大，疯狗一样捕人，临近省市的日伪宪兵、特务机关也派人来支援。

按常理，麻克敌完成刺杀任务后应该立即撤出北平，但是艺高人胆大，他不但继续隐匿在北平后海他哥哥的家里，还在不久以后带着搭档邱国丰实施了第二次刺杀行动，这次的对象是个大汉奸、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得手后在撤离时邱国丰喊了句“老麻”，结果被汪的手下听见了，于是日伪军在全城处抓麻子，凡是脸上有麻子的人都要一一进行审查，严刑拷问，但是折腾了好—阵子，还是一无所获。

不过麻克敌的身形已经暴露了，只好继续藏起来避风头，而日本特务机关的侦缉能力也是很强的，其中最阴险的一招，是调来了已经叛变的原军统天津站工作人员裴级三，这家伙跟刘文修等人是旧识，天天带着便衣特务在街上辨认。由于刘文修行事不周贸然上街，终于在电车上被日伪特务发现并抓捕，他不堪日本人酷刑的折磨，供出了北平站的基本情况，尤其是供出了交通员任国伦。

任国伦级别不高，位置却非常要命，因为他了解北平站几乎所有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1940年12月12日任国伦被捕，随即叛变，也把麻克敌藏身的位置供了出来。日伪立即组织抓捕，12月21日麻克敌被捕，年后的1941年1月8日，麻克敌的搭档邱国丰也被捕，在日伪这一轮疯狂的抓捕中，军统新北平站所有人员几乎被一扫而空，损失非常惨重。

侥幸生还的北平站张承福回忆说：“我们被捕后，先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分别单独关押。在宪兵队除了被审讯、对质外，还受到鞭抽、灌水、用烧红的铁钩子烫等酷刑，有一天我被打得昏死过3次。在宪兵队呆了近一个月，然后被送到炮局监狱，炮局监狱分东院和西院，东院关押待判决的犯人，西院是监狱，关押判刑以后的犯人，我们开始先被送往东院，在那里受到两次审讯，一次是在侦察厅，一次是在审判厅”。

“在东院呆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宣判，被判处死刑的没有和我们一起宣判。我们也没有当厅宣判，在送西院监狱前，将大家叫出来排成队，由翻译宣读了判决书。我被判刑五年，周良辅五年，任国伦七年，金琅七年，其余不记得了” ，而被判死刑的，正是麻克敌、邱国丰、薄有錂、张清江等四人，显然，麻克敌在狱中并没有屈服。

1941年2月15日，麻克敌等人被日伪当局枪杀于北平天桥刑场，时年36岁，而他的搭档邱国丰（辽宁营口人）年仅25岁。但是他们所实施的刺杀行动，极大震撼了日伪当局，伪《新民报》曾经于1940年12月1日发布头版头条消息：《京师一大不幸事 日本军官突被狙击》，并且详细说明事发地点，是在皇城根14号远东宣教会门前，消息迅速传遍华北和全国，影响甚剧。

对于在那场民族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和志士，无论阵营如何，都是应该表达敬意的。

军统陈恭澍是如何成为戴笠手下第一杀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谍战剧《风筝》，其中为了跟随“军统六哥”郑耀先，低声下气、请客送礼的宫庶，其原型便是戴笠手下的第一杀手陈恭澍。那么，黄埔军校毕业的他，是如何成长为戴笠手下第一杀手的呢？他又策划了哪些刺杀行动呢？

△《风筝》中宫庶形象

01.黄埔军校毕业后投靠戴笠，多次策划刺杀汉奸行动

陈恭澍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其18岁那年，刚刚中学毕业的陈恭澍，因琐事与嫂子发生争吵，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而与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陈恭澍跑到广东报考了黄埔军校，并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后来由于生病，陈恭澍没能及时入学报到，最终于1926年3月延期加入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后去向不明。鉴于当时国内局势，蒋介石授权戴笠组建一个独立的特务处，该组织于1932年4月1日正式成立，而陈恭澍便是第一批加入者。

作为戴笠在力行社特务处成立时训练的第一批特工，陈恭澍可以说是其麾下的绝对的嫡系。而就在陈恭澍加入特务队的次年，被日寇委任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张敬尧，携带巨款前往华北收集旧部，阴谋发动暴动，鉴于其投敌行为，戴笠决定下手将其除掉，而当时负责策划行动的，便是陈恭澍，张敬尧最终于1933年5月7日被刺杀于六国饭店。

△张敬尧

此后，陈恭澍又先后组织策划领导了多次刺杀任务，其中1934年成功毒杀了汉奸军阀石友三，但1935年刺杀汉奸殷汝耕的计划以失败告终，而1938年刺杀汉奸王克敏的行动，则误杀了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主要目标王克敏却得以逃过一劫。

02.抗战后汪精卫叛国投敌，奉命刺杀可惜最终失败

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不仅极力反对抗战，主张投降，而且带头和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散布“抗战必亡国”的论调，更是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影响极为恶劣。蒋介石在劝说失败之后，遂命令戴笠在汪精卫组建伪政府之前将其除掉，戴笠遂将此任务交于了陈恭澍。

△汪精卫

陈恭澍经过亲自探查，搞清楚了汪精卫住所情况和行动轨迹之后，先是在汪精卫每天食用的面包中下毒，可惜因汪精卫食欲不佳而失败，后又打算在其住所浴室内放置毒气罐，可惜又因没有内应而难以实施。

后来，陈恭澍又探知汪精卫将前往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于是又率人埋伏于其必经之路上，然而又因汪精卫提前折返，陈恭澍在确认汪精卫在车上后，随即率人掉头跟上去打算下手，结果当军统的两辆汽车追至市区十字街头，由于电车横驶过来导致行动失败。

无奈之下，陈恭澍最终决定发动强攻，趁夜发动武装突袭。1939年3月21日凌晨，陈恭澍亲自指挥行动，结果由于行动时间紧迫，刺杀小组慌忙之中将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当作汪精卫枪杀，由于突入行动已经惊醒了汪精卫的警卫，暗杀人员来不及检查便慌忙撤退。

经过这次行动，汪精卫加强了身边的保护，再难获得下手机会，刺杀汪精卫行动彻底失败。行动失败后，陈恭澍被戴笠“冷处理”，返回军统局担任了一段时间闲职。

03.长期活动于上海地区，多次策划暗杀汉奸行动

1937年底，上海沦陷之后，陈恭澍奉命潜伏于上海，担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带人在上海地区活动。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上海当时有不少人沦为汉奸，于是陈恭澍便担负起了上海地区的锄奸任务，多次策划暗杀汉奸。

△张啸林

1、刺杀青帮头目张啸林。张啸林不仅在上海沦陷后公开投敌，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更是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并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戴笠于是命令陈恭澍除掉张啸林。陈恭澍于是建立行动组，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先后策划两次暗杀行动，可惜均以失败告终，而张啸林在遭遇刺杀后，则决定聘请几个枪法好的人来保护自己，林怀部借此潜伏到张啸林身边，苦无下手机会的林怀部，便借故与张啸林司机阿四在院中争吵，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结果被林怀部当场击毙。

△傅筱庵

2、刺杀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上海沦陷后，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市长，军统局长戴笠便指示陈恭澍对傅筱庵予以制裁。然而，由于傅筱庵防范甚严，陈恭澍短期内很难找到下手机会。经过长期努力，陈恭澍最终策反了傅筱庵家中的仆人朱升源，使其协助军统来除掉汉奸傅筱庵。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在参加完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后，喝的烂醉如泥，回到家中倒头便睡，朱升源于是趁机用早已准备好的菜刀，摸进傅筱庵房间照着其脖子便是三刀，顿时鲜血飞溅，傅筱庵当场毙命。

△赤木亲之

3、刺杀日本反特工专家赤木亲之。1938年，日军派遣赤木亲之担任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赤木亲之乃是日本著名的反特工专家，他来到上海之后便开始大肆捕杀抗日爱国志士，更是从1938年夏天开始，对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展开搜捕，导致大量军统特工被捕殉国。戴笠得知消息后，亲自在暗杀名单上添上了赤木亲之的名字，要求陈恭澍除掉赤木亲之报仇。军统特工蒋安华首先摸清了赤木亲之的住址，又花费了整整十天时间摸清了赤木亲之的出行规律。1941年6月17日，赤木亲之乘汽车出行时，早已守候多时的蒋安华率数名军统特工突然冲出，对准车内的赤木亲之连开数枪，赤木亲之当场毙命。

1941年10月，陈恭澍在上海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之后被迫投降，担任汪伪76号特工总部顾问，伪折、赣、闵、皖四省总指挥部副指挥，伪政治保卫学校副教育长等职。不过，陈恭澍并不甘心做汉奸，因此在1943年10月暗中与戴笠联系，继续暗中为军统工作，任上海第七站站长。

抗战胜利后，陈恭澍因曾经投降的经历，被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但在1948年6月被郑介民保释出狱，并参加军统局励志训练班。毕业后，曾前往河北参加内战，后随国民党败退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不过，由于陈恭澍树敌过多，晚年较为低调，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知其生死。其晚年曾出版回忆录《英雄无名》系列，大陆也以《北国锄奸》、《河内血案》以及《亲历军统·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系列出版发行，其中大量记述了军统内幕。

为什么民国时的警察不带手枪要带步枪？

首先要说一下，这个问题并不准确，民国时期很多警察还是用手枪的，并非只装备步枪。

比如以1936年的浙江省公安局警队为例，当时他们共装备各类手枪1612支，步枪874支，马枪54支。手枪的装备数量占比63.5%，占了绝大部分。很明显，在民国时期警察并非只有步枪，手枪更多。

当然，民国时期警察总体的步枪装备率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一些不发达地区更是如此。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经济因素，二是现实需要。

经济因素

从经济角度来说，并非是说手枪比步枪贵。

虽然网上传说民国时期的驳壳枪很贵，买1支驳壳枪的钱都能买3支步枪了。不过实际上驳壳枪没那么贵，更别说其他手枪了。

比如说1912年9月， 北洋政府陆军部从德国进口了200支驳壳枪，每支枪配备500发子弹，总共花了11600两白银，大约是16000银元，折算下来每支驳壳枪加500发子弹是80元。而同时期汉阳造的毛瑟步枪大约是43元一支，扣除子弹的价格，两者相差不大。

更何况这是国外进口的原装毛瑟手枪，价格比较贵，实际上国产的毛瑟手枪价格不过在20到40元左右而已。至于其他自动手枪，造价就更加便宜，只有20元而已，都比步枪便宜不少。

但是民国时期时局动乱，经济萧条。而各路军阀为了争权夺利，都大肆扩张军队，买武器时都是优先考虑部队所需，至于警察那是排在后面的，大多只能用一下军队里淘汰的旧货。

而对于军队来说，除了连发驳壳枪可以充当小型冲锋枪，在战场上还有一定作用外，其他手枪只有军官用得上，这么一来淘汰的枪支自然也是以步枪为主。警察装备的步枪多也就不奇怪了。

只有部分富裕地区，才可以根据警察的实际需要，购买武器装备警队。不过就算如此，也很难做到装备统一。

比如还是以前面说的1936年浙江公安局警队为例，他们装备的1612支手枪中，光自动手枪就有毛瑟、自来得、白朗宁三个品牌，其他还有各式左轮手枪，型号繁杂，显然没有财力实现装备统一。

现实需要

在民国时期由于时局混乱，匪类众多，民间各种地方武装也多，还有大量火器流散民间。这些武装虽然武器庞杂，有不少更是只有土枪土炮，但是显然比一般的罪犯要强得多。

这种情况下，警察如果只装备手枪，显然不可能和这些游杂武装缴获，因此装备步枪，甚至是机枪都不奇怪。这其实就相当与现在的武装警察，只不过因为时局混乱，民国时期这种武装警察相对多些。

另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打着警察旗号的特殊武装。

比如说宋子文搞的税警总团，名义上是税警，实际上确实按照军队编制而来，装备比普通军队还强。还有抗战后的交警总队，是军统下属的忠义救国军等武装改编而来，自然装备也和军队相差无几。

这些部队虽然严格说起来不算警察，只是因为政治原因挂了警察的旗号。 但是毕竟比较有名，而且挂着“警”字存在了很长时间，因此也在这里说明一下。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警察的装备是手枪、步枪兼有，而装备那么多步枪，也是时代的特殊性造成的。

如何评价《风筝》中随郑耀先出生入死的那帮兄弟？

撇开党派而言，都是一帮讲义气、有血性的真汉子，他们讲兄弟义气，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剧中令人震撼的兄弟情深引人泪目。

宋孝安临死说，“还见了六哥一眼，我宋孝安这辈子值了！”这一画面让很多人泪目，我看到这一幕其实心里有那么一瞬间好希望郑耀先六哥是军统，心里感觉好心酸。

宫庶原本在香港有着安稳的生活但却为了见六哥偷偷潜回大陆，而为见六哥而蜗居在泥土里忍饥挨饿了几天，成了“泥人”，这个曾经的并肩作战的兄弟却被自己所相信的信仰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郑耀先对宫庶有着很多的不忍，当面对回来的宫庶，郑耀先于心不忍的问到“既然已经出去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来？说明了他内心其实想让兄弟活着，在那一刻我才感受到了原来六哥也会对兄弟有不忍，原来、、、、

看着宫庶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他之前对六哥的信任，很多观众为这个铁血汉子心痛。

赵简之绝不出卖“六哥”而撞墙身亡，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保护得六哥是对方的人，赵简之撞墙的那一刻试想问六哥那一刻会不会有一刻的后悔或者愧疚？

四哥徐百川情感丰满、有血有肉、真实动人，在渣滓洞中，刘立伟和自己的六弟最后一次相见，他和郑耀先“串供”并抢过苹果皮吃，尽显兄弟情谊。

这些兄弟们各个演绎了至深至爱的兄弟情，个个令人敬佩，事业与兄弟不可兼得？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