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都想要更上一层楼，就不能满足于在省内一城独大。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维舟，编辑：翟梓然，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激荡十五年如果说成都这些年的城市扩张犹如一次“大爆炸”，那2008年一定是“爆炸原点”。
那一年的汶川大地震，无数成都人都留下了伤痕的记忆，然而也正是为了抚平伤痕，必须以成都为中心迅速提振全川经济。当时为应对经济危机的“4万亿计划”，仅安排用作灾后重建的就高达1万亿，迄今实际使用资金约1.7万亿。熟知成都的评论人张丰断言：“不是这场地震，不会有那么多钱，政策空间也不会那么大——当时连买房都是，2009年在成都首付只要2成，国家利息还给打8折。”
所有人的回忆都证实，地震之前的成都“只是个小城”，老成都所谓“穿城九里三”，是只算城墙内的范围（东西城门相距9.3里）。直到1990年代初，“成都”这个概念的地理边界仍然恪守历来的老传统：府南河内侧围起来的这块地方才叫“成都”。府南河虽然一度因为夏天发臭而被戏称为“腐烂河”，但它是这座城市真正的母亲河，也因此，老成都人自嘲都是“越南人”——因为生活在“河内”。
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是，1980年代甚至一环内的人民广场附近竟还有农田。现在南二环已属闹市的红牌楼，在90年代仍然是民风彪悍的城乡结合部“永丰场”，连人民南路、磨子桥也是农村。直到2000年左右，一环都还能有捞鱼摸虾的郊野风光，二环都是土路，二环外东光、琉璃厂一带住的都是本地农民。晚至2006年，青羊区二环附近的小区边上都还是农田。那时如果买家具，都说“出了三环不包送”，因为三环外就算远郊了。有人回忆，2009年的南三环都还很荒凉，除了软件园等孤零零的几栋楼，全是农田，住所楼下什么都没有，只有昼夜不停的运渣车，出租车跨区域都要收返程费，“现在都变老城区了”。如今成都市中心已经看不到什么城中村了，但十年前仍然有。
在从小城变身“巨无霸”的过程中，标志性的几件事是：地铁通车（2010年）、二环高架落成（2013年）、天府新区设立（2014年）、天府机场通航（2021年）。地铁和蛛网般向外辐射的高速通道极大地拓展了成都人的空间距离感，带动了连片的城区开放。
鲜为人知的是：成都的汽车保有量在各大城市中高居全国第二。直到2010年，成都还仅以120万辆排名第八，但2017年就飙升至432万辆，为此还在这一年启用了川G号牌，因为机动车增长速度太快，原有的号牌资源已经不够用了。照此速度，成都成为国内汽车消费第一城，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猛然之间，又一超级都市诞生了：2010-20年间，成都常住人口暴增582万，仅次于深圳（+713万）和广州（+598万），这使成都以2100万人口规模高居全国第四；论经济规模，成都的GDP在2011年还排不进全国前十，2015年排到第九，2021年前进到第七，而按今年第一季度的最新数据，它又挤下苏州，晋级第六。
城市的蓬勃发展又直观地呈现在房价上：2008年，成都每平米的房价才四五千，甚至三四千的都有，达到一个低点，因为地震前打地基的房子，没人敢买，2011-15年间才开始上涨，但真正大涨是在2015年底之后。一位做房地产多年的成都人说，2015年一度传闻不少名人要来成都投资买房，那时“售楼处不需要人，只要一个保安、一个保洁就能卖”。
那些年里，成都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膨胀，大量热钱涌入这座城市。对大量“新成都人”来说，这里就是新的机会之地；对深圳、上海这些早已涨了一波的沿海城市买家来说，成都的房价简直是白菜价，还有很大的投资增值空间；而对藏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来说，但凡有点资产的，也都想来成都买房安家，有些开发商甚至包车去接人，基本来了都有成交，有的甚至一买就是十几套。
像这样“一代人翻天覆地”的经历，在国内各地城市也大同小异，成都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速度和方向：相比起沿海城市，成都的城市扩张压缩在更短的时间内；至于空间，成都往西是地震带，往东遇有龙泉山阻挡，原本北边因为川陕的交通要道而发展得更好，但拆迁困难，加上南边有双流机场，结果就是不断南进，呈现出明显的T形发展。这些年下来，成都往北只是往府南河外推进了2公里到韦家碾，北二环外就很荒凉了，但往南已抵达了60公里外的仁寿县，以至于有个新梗：“成都北起二仙桥，南到南极。”
◎航拍成都地铁车辆段的密集铁轨和车间
在老成都的社会地理意识中，常说的是“南富北乱，东穷西贵”，因为早年南边的华阳县较为富庶，妓女集中在武担山和柿子园，民间艺人多生活在城东，而西部则多官府。然而，这些年城市发展提出的是“南拓东进北改西控中优”，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城市地理格局。现在，南部天府新区常被戏称为“国际城南”，不仅因为那边的楼都爱冠以“国际”字样，而且这一新城也代表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新成都，工作节奏、生活方式、乃至人口组成都不一样，那边大多都是外地人乃至外省人。
一位很有心的成都朋友经常问周围人一个问题：“你在成都生活，最北到过哪里？”结果有个有趣的发现：生活在“国际南城”的那些人，经常觉得南四环的环球中心（号称亚洲最大单体建筑）就已经是最北的了，因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圈子几乎不需要“进城”；而在老成都人眼里，那儿简直已经南得不能算是成都了。
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成都不仅成了一座新兴的超级都市，连“成都”的具体内涵都必须重新界定了。往更远一点说，成都人的成都、四川人的成都，成都之于西部乃至全国，都有着很不一样的意味，而现在，它还雄心勃勃地想要成为“世界的成都”。
它能做到吗？怎么才能做到？
“成都成就梦想”毫无疑问，成都这些年的成功堪称奇迹，以至于有时让人晕眩，看不清这奇迹究竟是怎么来的。有位当地朋友就说：“成都是突然发展起来的，没有很强的工业、商业、外贸基础，不知怎么的就急剧膨胀起来。问题在于，这种爆炸式的发展，究竟能持续多久？”
有一种观点认为，成都的发展，其实是国内“雁行模式”梯度推进的结果：当沿海地区的开发逐渐完成之后，像成都这样的内陆中心城市终于轮到了历史性机遇，所谓“东北是长子，沿海是次子，成都就是幺儿”。也就是说，成都的爆发，自身努力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其它地方的机会因为种种原因转移过来了，成都就此成为“中国最后的狂欢”。
对成都崛起这一现象来说，这是个很简洁有力的解释，不过我们仍需要追问：如果这一发展机遇是从别处转移过来的，那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成都？毕竟，如果成都不够好，那就算是接到了也可能仍然会丢掉。更进一步说，成都也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承接这些机会，如果看到了趋势，还能主动地做什么？所谓“趋势”，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需要在保持开放心态的同时，不断调整自我，才能更好地捕捉到机会。
说来讽刺的是，成都这些年的起飞，可能正是得益于“白纸上好画画”的后发优势。这里既没有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企，也没有排外的垄断性本地商会组织，更没有固结的权力结构，只要你有资本、意愿，都可以来这里打工挣钱、安家乐业，以至于成都很多商业端口领头的都是外地人才。也就是说，成都之所以能“接住”那些机会，首先是本地没有什么排斥反应。
“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竞争力”排名，成都是唯一跻身前五的中西部城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政务环境、社会服务这两项上，成都高居所有城市第一。在招商引资上，成都提出“三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做好企业的服务伙伴，也因此，2022年成都荣膺“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榜首。
成都的发展前景、不排外、宜居、生活成本，对年轻人来说都极具吸引力。有一段时间，成都甚至可说是全国年轻人的“Plan B”——“如果我在北上广混不下去，那就去成都吧”。根据《成都青年发展报告（2022）》的数字，“蓉漂”青年高达683.49万人，其中33%来自省外。我在成都就听说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一对博士夫妇，都是西安人，在毕业时考虑去哪个城市，首先排除了西安，最后按各项指标理性权衡之下选择了定居成都。
事实证明，这种人才吸引力，对成都这些年来的城市发展至关重要，也使得它能在城市竞争的“抢人大战”中始终不落下风。多年来，在2000万人以上的各大城市中，成都的人口增长一直是势头最迅猛的，到2022年底已仅落后北京57.5万人，不出意外的话，数年内就能超越北京成为第三大城市。根据《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成都与联系紧密的德阳、眉山、资阳等城市在2020年末的常住人口就已达到2966万。这一庞大的人口规模本身就是成都在争夺投资机会和市场时的巨大筹码，又反过来带动了城市开发。
◎2018年5月24日，四川人才新政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四川官方发布两大人才新政。
相比起其它大城市，成都在吸引人才流入时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它是四川这个人口大省无可争议的中心，而“新成都人”主要就来自省内其它地市的人口流入。他们选择成都，和外省人选择成都还不一样，照我一位成都朋友形象的说法，“成都是一亿巴蜀儿女的耶路撒冷——你走得再远，也得回来。”
确实，对四川人来说，去成都简直就像苹果受地球引力而落地一样自然。一位老家郫县的朋友说，小时候就听说四川盆地是个闭塞的地方，一定想出去看看，但他在京津等地多年后，2015年还是回来了，至于理由，“回成都还需要理由？对老家亲友来说，为什么不回来？你就是年轻的时候出去看看，生活当然还是要回来的。2000万人的大城市，还没有你的机会吗？”
这不仅仅是因为四川人恋家，也因为成都的宽松氛围——“回成都”太正常了，正常到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更不会嘲讽你“外面混不下去”，不需要有压力，什么时候想回来，那回来就是了。有位老家内江的朋友也证实，“对我们那儿的年轻人来说，去成都是很自然的事。”她的中学同学，大致去成都、出省、留老家的各占三分之一，就算是出省了的，过些年也愿意回成都，“特别是女生”。她有一位同学，在珠三角都已经做到年薪20万的中层管理了，还是回来了，哪怕薪水减半。
另一位四川朋友，在广州读本科，在上海读研后又留下工作了四年，去年离职回成都，但她说：“并不是我对上海厌倦了，只是工作遇到了瓶颈，可能是我难以融入大城市。对成都，我也没有多大认同，感觉没有根了。我没有在成都长期生活过，在外面很难说自己是成都人，更没有表现出自己很像一个成都人。现在这里只是休息，是我的一站。”那也没问题，没人说什么，事实上，她是裸辞回成都的，原因之一就是发现自己在成都的老同学们对于裸辞并不在意。
这座城市也确实张开双臂欢迎这些年轻人：2017年7月，成都发布“成都人才新政12条”，将每年4月最后一周的星期六设立为“蓉漂人才日”。这些年来，诸如“成都成就梦想”、“更好的成都，成就更好的你”这样的主题层出不穷，最近主打的则是“成都，许你一个未来”——这些话语的内涵，其实非常接近于“美国梦”，那就是一个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理想的“梦想之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其实是一份“应许”（promise），如果有人受此打动但却没能实现梦想，挫败就可能转变为失望，换句话说，这份“应许”需要做大量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完善并理顺从人才到产业的市场机制，源源不断地培育新机会，以此确保它真的能够“成就梦想”，而这才是真正考验这座城市的地方。
前有梦想，后无退路确实有不少人把成都看作“梦想之城”，但不同人的梦想显然并不一样。在一次区域经济的网上讨论中，有人极力看好成都的前景：“成都，副首都，北上成广深，不接受反驳。2100万人口就是底气，规划3500万。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首府，辐射中西部，还有谁能比？双机场、七环，全国找不出三个。”
底下有人冷冷回了一句：“然后……影响个人工资吗？月薪还不是三千。”
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并不怎么在意它到底是“第四城”还是“第五城”，那不过是个浮夸的名号，在它盛极一时的外表之下，那些冷静思考它未来的人们，不能不看到其中潜伏的危机。我在成都访谈了不下30人，几乎有一大半都表达出这样一种隐忧：眼前的繁荣会不会只是泡沫？
没错，成都这些年吸引到大量年轻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容纳所有这些人，岗位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一位观察成都经济多年的本地学者向我坦承：“年轻人最大的危机是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好工作。”
在这里，市场还处于蓬勃的自发生长时期，往好里说是有活力，往坏里说则是野蛮生长。近几年冒出来的很多所谓科技公司都是皮包公司，无薪试岗、无理由辞退之类各种不规范的做法层出不穷，坊间笑谈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成都不相信劳动法”。
作为内陆城市，成都长久以来一直缺乏坚实的工业基础，早年号称“三根半烟囱”，工业实力一直是其短板。别看它GDP已经高居全国第六，但论工业增加值，它只能排在第十三，还不如无锡、泉州、东莞。即便现在坐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两大万亿级产业，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能源环保等十个千亿级产业，但不可否认，它的产业结构和沿海那些老牌的工业强市还是差了一截，真正的高端产业并没有迁移过来。
与此同时，它却似乎依赖“外溢”更多于“内生”：国家确定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第一批15个，四川一个都没有；第二批10个里面，成都软件和信息服务集群、成都+德阳高端能源装备集群倒是名列其中，但2023年中国百强产业集群，成都无一入选。最新的“2023全球独角兽榜”，成都有10家企业上榜，是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但有知情人士透露，真正的独角兽其实就一家做投屏的极米。
产业如此，本地企业也难壮大。世界500强企业，十年前成都颗粒无收，现在已有3家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中国500强、近8000家高新技术企业，但明眼人知道，这些数字仍然成色不足：2021年，新希望集团才成为四川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但其实是成都、北京双总部），另两家蜀道、兴城，都是靠大量收购才保住排名的大型国企。
在招商引资上，成都最引以为傲的是从马来西亚抢来了Intel，为此连报税的规则都更改了。Intel落地西郊的郫县，加上郑州富士康的组装分流过来，虽然规模没预期的大，但对当地确实拉动不小：郫县2000年才七八十万人，现在已变成150万人的新城。2019年，成都出口总额4107亿，富士康代工厂就占了24.5%（1008亿）；然而富士康的深圳工厂出口额高达1638亿，却只占全市出口总额的9.8%。即便如此，成都在产业链上占据的也并非关键节点，有人因此揶揄：“现在总是吹‘世界500强，在成都都有’，这话后面得加个括号：办事处。”
成都大量的工作机会都是报酬偏低的基础性岗位，也因此得名“西南柬埔寨”。作为客服中心，这里诸如电话营销、远程服务之类的岗位特别多（AWS还在此设立了全球呼叫中心），吸纳了相当多的廉价劳动力，以至于有个梗说“孙悟空来了也得打500个电话再走”。一位从深圳回来的成都人在谈到自己求职经历时感叹：“求职app上工作机会多，但回音少。感觉成都影视、文化行业的多，硬核科技的职位少，可能就飞机制造（成飞）算高精尖，但这又跟普通人关系不大。”
虽然华为在此设立了成都研究所（支持了西区房价），但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把硬核的科技研发部门搬到这里，也因为并非核心岗位，这两年不少外企都把成都研发团队裁撤了。一些人在公司里干了几年后就会发现有一个天花板，只有到北京、上海才有更高层级的机会，以至于有人吐槽：“我们这里去过上海的都有优越感。”其结果是，成都真实的薪资中位数，和京沪深差距不小，全市最低工资去年才调整到2080元，比一些二线城市尚且不如。2021年，成都的人均个税仅相当于上海的16%，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只能排到第20。
不过，成都多如牛毛的中小企业至少也有一个好处：它是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国内城市之一，其市场主体数量之多，在全国仅次于深圳，且是前十大城市里增速最快的。正因为成都缺乏老工业基础，也就没什么包袱，在面临市场转型时可以相当灵活。像东北那样一家人都在一个厂子里干一样的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这种事在成都几乎不存在，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在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捕捉到各种不同的机会，不至于一下子陷入困顿。
不可否认，成都要实现梦想，赶超发达城市，仍有一段路要走，但也因此，它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实际上，它的现状，很像是十多年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毕竟，要说承接产业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都是这么过来的，关键是如何抓住机会，打好根基，向上爬升。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成都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好日子之后，容易做的都做完了，下面就得面临啃硬骨头了。成都的天花板也在于它的产业链不完整，难以充分带动周边城市，然而，如果成都想要更上一层楼，就不能满足于在省内一城独大，而必须完善区域市场体系，在立足全川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性改变，这样才能凭借更深厚的内生力量参与城市竞争。
成都，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