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战国时期秦国实行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思想适应了当时秦国统治者的需求，开始走向政治舞台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秦朝统一集权建立后，秦始皇任用法家另一代表李斯为相，对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委以重任，重法轻儒，刑法严峻。
法家对伦理道德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持否定态度，主张以法为本，作风强硬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由此可见韩非子对于儒家提倡的孝道以及亲情伦理教化功能的否定，故秦代不孝律重于刑罚轻于教化。
政府强制推动法律的实施，还可免去“三环”的司法过程，从快从重对不孝行为进行处罚，极易导致轻罪重罚、错判误判的情况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因此，秦时的不孝律并未真正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人民对于强制性暴政的反抗。
汉吸取秦经验教训，继续伦理法律化的过程，细化各项律例内容，重刑罚的同时亦重教化，除法律外，在政治制度中也融入孝伦理，使其真正达到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作用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一、尊崇儒家
秦朝过分强调法制，漠视人情，严苛刑罚，仁义不施，致使秦二世而亡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汉初时，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法制与人伦的关系，儒家的仁义孝悌思想开始受到重视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在西汉初期，陆贾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著文十二篇，为儒家的孝悌仁义思想做了良好的铺垫。儒家思想亦符合当时统治者的要求。
在儒家的思想中，君为父先，父为子先，且孟子指出尽孝与尽忠并行的理论可行性，儒家孝伦理政治化的倾向得到了汉统治者的重用，汉武帝时更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彻底确立了儒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二、以“移孝为忠”作为目的
汉初，统治者为避免重蹈覆辙，重建秩序维护统治，对秦二世而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普遍认为苛政暴行，摒弃德治是秦灭亡的主要原因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汉建立之初，国力衰弱，统治者对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加以重视，建立以孝为核心的血缘伦理秩序，将孝的内涵上移，把孝与忠的内涵类比趋同，以此来巩固统治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嘉平四年，鲜卑人把太守赵苞的母亲妻子虏为人质，赵苞而后出兵，其母其妻被杀害，鲜卑军大败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当忠孝难两全时，对君王尽忠排在对父母尽孝之前，符合儒家提出的君在父先的等级制度，也满足了统治者对于官吏、民众的思想要求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在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环境下，孝本身就是统治者的利器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在家强调孝，维护了父权，在国家层面，孝则进一步发展成了忠，维护了君权，忠孝成为一体，有力地维护了统治。
三、不孝罪的法律规范
1.简牍中中对不孝罪的规范
杀害、殴辱父母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关于杀害父母的罪行，秦汉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两朝法律相比可见，汉沿袭了秦的不孝律，但更加系统翔实。
首先，汉对于施暴人、受害人以及刑罚有详细的划分，对于不同程度的施暴，如“杀”“牧杀”“殴詈”等有不同等级的刑罚，更加具体翔实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其次，除了依据不同罪行判处不同等级的刑罚，血缘关系的亲疏也是判处的标准之一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对于殴打直系血缘的长辈如祖父母、父母，判处弃市之刑，殴打父母同胞或者平辈的兄弟姐妹，则“耐为隶臣妾”，若是祖父母同胞、岳父岳母或者父亲妾侍的父母这样更远的血缘关系，则为赎耐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法律开始受到伦理中上下尊卑等级思想的影响，以维护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关系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以上情况属于以下犯上，而若是以上犯下，以尊犯卑，情况又会有所不同。
《贼律》中记载“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尊长殴打卑幼致其死亡却可以被判赎死，由此可见，汉代律法实质上是维护尊长权利，对待罪行不能一视同仁，受到上下尊卑、血缘亲疏的影响，在实际案件中，律法与伦理法同时发挥作用。
教唆、非议不孝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贼律》中记载“教人不孝，黥为城旦舂”，可见汉代对于舆论环境和思想统治同样看重。个体小家庭是国家的基础，统治者则通过舆论控制将孝观念根治于广大人民的思想中。
举告父母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为了树立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秩序，国家法律从伦理的角度出发，直接禁止了卑幼对尊长的上诉，以维护尊长权利和等级秩序，但若是父母告子，法律则会给予严惩，此举也是法律与伦理结合的表现形式之一。
2.春秋决狱中对不孝罪的处罚
春秋决狱，也称“经义决狱”，对于不完整不明晰的法律条文，董仲舒等儒学家使用《春秋》等儒家经义作为处理案件的标准，在动机善恶与人伦的基础上进行判案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前朝“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使汉清楚过重的刑罚并不能真正稳定社会，法家与儒家的思想主张也存在相悖之处，汉初为休养生息主要奉行道家黄老思想，但其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不能适应汉的长期统治发展需要，在此背景下，儒学逐渐融入法律，形成春秋决狱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作为法律与伦理结合的产物，它一方面缓和了律法的严峻与秦朝完全以客观条件定刑的弊端，协调了情与法，另一方面因案件有了犯罪动机、经义解释等主观性的加入，使公平公正、一视同仁的准则难以实现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春秋决狱原则之一为“原心定罪”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春秋决狱》中记载，甲父乙与丙发生争执，丙用佩刀刺乙，甲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
如按汉时《贼律》，甲当枭首，但董仲舒得知此事后认为父子为至亲，知道父亲与人有所争斗前去帮助是人之常理，符合纲常伦理与儒家道德，并不是法律中认为的殴打父亲，因此不当坐，所以赦而不诛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可见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考虑动机，亦考虑事实，不单纯以血缘论，比之秦律，做到了律法与人情的平衡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春秋决狱以“原心定罪”为原则，客观上促进了法律与伦理的结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法律的约束性，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弊端，儒家经义内容繁多，不同人对其的解释带有不同的主观性，难以保持客观的准则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伦理与制度的结合是，一方面要在法律与人情之间反复衡量找到平衡点，另一方面确实促进了汉建立伦理新秩序，对后世封建王朝亦有深远影响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四、“不孝入律”的特点
1.维护尊长权威
不孝律的相关法律规范实质上强化尊长的权利，弱化其义务，子女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甚至成为尊长的附属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一方面，《贼律》与《告律》中记载了多项法律规定，如子女杀害殴打尊长，皆处以弃市或枭首等重刑，而父母杀害子女，却可赎死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另一方面，孝伦理已经变成了子女单方面的义务，无论父母慈爱与否，子女都必须尽孝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对于子女的苛刻和尊长的维护可见一斑。
2.法律与伦理的结合
汉代时，法律纳入了伦理,扩大了伦理的适用范围，加强了伦理的约束性，使伦理制度化，伦理也不断调整适应法律的发展方向，使法律伦理化，二者互为表里，相互产生深刻影响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秦将孝这一伦理观念纳入法律时，二者已经开始了结合，汉则促进了二者的融合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子女辱骂非议孝道本是伦理道德问题，却使用重法，父母杀害子女属于刑事，却因伦理而有所宽恕，春秋决狱的原则更是原心定罪亲亲相隐，皆看重与家庭关系的调整与稳定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除了法制，孝伦理也融入了官制、养老机制、教育体制等多个领域，其内容包括举孝廉、授王杖、设《孝经》博士等多种形式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这种伦理与制度的结合并不仅对当世，对后世皆有重大的建设意义。
五、不孝罪的影响
1.积极影响
维护统治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君权的稳定始终是统治者的主要问题，所以对孝道大力推崇，希望以此达到由孝及忠、由父及君的目的。
在政治斗争中，孝作为一种主观意识较强的伦理犯罪，成为统治者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有力武器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在朝堂之内，统治者可巩固权力，朝堂之外以此推行忠孝一体，维护君权。
稳定社会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汉代的孝观念，以及孝延伸到的忠等伦理，已不只是在维护家庭稳定方面发挥作用，而是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贯穿古代尊奉对象“天地君亲师”，从而维护社会的上下尊卑关系。
首先，孝观念已经扩张到“天地”也就是神学领域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民间出现了带有神话色彩的孝行故事，如汉顺帝时期“姜诗孝亲、涌泉跃鲤”，反映了民众对于孝行的推崇，孝的神话色彩也对人民有了无形的约束力。
其次，对于君主与尊长，孝观念在其中的稳定作用已不必赘述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师生，其关系亦如父子，汉代思想家扬雄曾言“呱呱之子，各识其亲；譊譊之学，各习其师。”
师生关系被类比于父子关系即孝在这一社会关系中的体现，上至天子汉明帝“遵以师礼，甚见亲重”下至百姓对老师有“服勤至死，心丧三年”的礼数，扬雄凤五年卒,其弟子侯芭便为他建坟，守丧三年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由此可得，孝伦理的泛化已经适用于人们基本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使人们内心自觉产生孝的思想意识并遵循，达到社会的协调与稳定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2.消极影响
尊长对子女控制加强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汉代三纲五常中提到过“父为子纲”，使带有血缘的父子伦理关系也融入了尊卑等级秩序中。先秦时对父子关系的要求是“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即对父子有双向的要求，要求儿女要孝顺也要求父母的慈爱。
但到了汉代，弱化了父子关系中父母慈爱的道德要求，加强了儿女对尊长的义务，当这种伦理导向与法律结合，子女变成了父权的从属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首先，父母加强了对子女的控制权，甚至人身自由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其次，儿女失去了对父母的话语权，法律允许父告子，却不允许子告父，从法律上保护了父权，也使子女逐渐在不平等的伦理与法律中丧失自我。
孝行为极端化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随着父权的强化，孝变成了子女单方面的义务，逐渐开始趋向极端与畸形。
《孝经》中写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而汉代行孝已趋向损害身体，甚至牺牲妻子、儿子的生命尽孝，并以此为至孝，国家还会有所表彰，实则摧残人性，背离人伦。
汉代时期，愚孝行为屡屡出现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士人阶级中此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希望以此被举孝廉或征辟为官。至于底层百姓，因父丧过哀而亡或以身殉葬者层出不穷，凡此种种，触目惊心。
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与广为宣扬，民众跟风效仿，此风气日甚一日，孝在此时已经违背了正常的人伦走向极端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孝伦理功利化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汉统治者重孝，使孝这一伦理行为带有政治色彩，追求功名利禄之人便将孝视为博取名声追求利禄的手段。统治者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倡导人们重视孝道。
从精神方面，国家大力宣扬孝子孝行，树立榜样，统治阶级本身亦为民表率，为孝之典范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从物质方面，武帝时举孝廉已成定例，汉各代皇帝亦多次赏赐孝悌之人，汉代对孝进行褒扬与奖励，也正是由于孝的巨大回报，追求功名利禄之人以此为手段，假孝行为层出不穷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总结
汉代“不孝入律”对整个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以维护家庭伦理为出发点，巩固统治为目标，最终确立稳定且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秩序，对后世立法亦有深远影响，各朝基本沿袭此律法，根据社会发展进行增补修改，促进了社会稳定，维护了封建统治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 。
国家对九大员的数量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