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电子书有多方便，纸质书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帕孜丽娅，编辑：木柯，创业邦经授权发布，头图来源摄图网。
今年7月，经济合作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发布报告称，根据最新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即PISA）调查，与从不或很少阅读的学生相比，用电子屏幕阅读的学生评估得分高出15分，而阅读纸质书的学生评估得分则高出了49分。[1]
也有数据显示，36%的学生表示更喜欢阅读纸质书，且“几乎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纸质书阅读者的评估得分都高于电子书读者”。[2]
而另一方面，多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很多研究者都在担心贫富差距会扩大“信息鸿沟”，进而拉大学生之间的差距。
诚然，经济差距会造成不同孩子在网络接触上的差异，即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学生，越有机会用更多设备接触网络，从而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一些山区和贫困家庭学生的“网课困境”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互联网普及对教育的影响。
但在我们以为电子资源才是导致不同学生差距的根源时，该报告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比起电子阅读，纸质书阅读带来的差异更大。
本期全媒派将聚焦电子书与纸质书这两种媒介的竞合，与大家讨论纸质书与电子书这两类媒介的各自优势，以及数字时代的屏幕倦怠。
电子书：数字时代的阅读乌托邦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曾说：“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3]
对尼葛洛庞帝而言，数字化生存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让他得以挣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方式，而是一种不可逆的、必然到来甚至已然来临的时代特征。
“原子”与“比特”是尼葛洛庞帝在书中使用的最为经典的对立结构，他坚信“比特”终将取代“原子”，个人化的双向沟通替代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而书籍这种过时的“原子”也终将被电子媒介取代。
身处当代的我们对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争斗”并不陌生。
事实上，自从电子媒介开始流行，“纸媒将死”已然成为许多人的断言，新媒介取代旧媒介似乎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而报刊销量的持续下降也似乎在不断验证这一论断。
1999年，时任微软副总裁的迪克·布拉斯曾宣言，电子书会成为21世纪乃至未来人们最主要的阅读方式，并预测等到了2018年，世界上90%以上销售的书都将是电子书。[4]2010年，尼葛洛庞帝甚至预言，纸质书将在5年内消失。
其实早在1995年，电子百科全书的销量就已超过纸质百科全书的销量——尽管在当时这件事并未得到太多关注，从那时起，人们获取信息与经验的途径就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
媒介的转圜与更迭总是潜移默化的，正如早期的印刷机面世一个多世纪后，有些社会精英也依然坚信只有手稿才有价值，手稿的艺术魅力是纸质印刷无法取代的，但这并未改变纸质书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阅读的主流方式的历史进程。
从新旧媒介更替与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看，代表更新技术的电子书取代纸质书仿佛也会成为必然，因为从历史发展和传播媒介历史进程来看，旧的媒介形式必然会被更先进、更方便、更现代化的技术继承者所取代。
尼葛洛庞帝在其代表作《数字化生存》的前言中提到，即时廉价的电子数据传输会很快取代类似书籍、杂志、报纸和录像带这类经过人缓慢处理才能传播的形式，而电子数据传输会使信息成为举世共享的资源。
他提到，“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推动了图书馆概念的发展，主张人民有权免费查阅图书资料。但是这位美国开国元勋绝对料想不到，200年后，2000万人居然可以凭借电子手段进入数字图书馆，免费从那里撷取资料。”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如今我们已然习惯用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解决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从查阅资料到电子支付，互联网技术让我们的生活愈发便捷。而电子阅读不过是这一技术在图书市场的一种体现。
近些年，中国的电子书市场也有了长足发展，大量的阅读类APP进入市场，以满足习惯手机或iPad阅读的用户。尤其是对网络小说爱好者而言，手机成了最方便的阅读神器。
在媒介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受众行为具有明显的“亲创新”特征，即相较于传统媒体，带有创新性的新媒介对受众更有吸引力。
美国学者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tt M. Rogers）曾提出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指出“真正会影响创新采用的是潜在创新采用者对这些实际特征所产生的不同认知”，他认为，受众在面对产品和服务时存在“亲变化”的偏见，“即创新总是好的，如果不采纳则被归类为‘落后者’”。[5]
这所有的研究与结论似乎都在不断提醒我们，电子书取代纸质书会是图书市场的必然结果，电子书的乌托邦终将到来。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纸质书：仍然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从2014年开始，电子书遇到销售瓶颈，纸质书销量却持续上升。皮尤研究中心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2018年，“67%的美国人至少阅读了一本纸质书，而阅读电子书的比例则从28%降至26%。”[5]
中国图书市场亦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根据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和电子书阅读量较2020年均有所提升，但纸质书图书阅读的优势仍然明显。从数据来看，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本，高于人均电子书阅读量3.3本。[6]
显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电子书并没有取代纸质书，成为大众的主流阅读方式，而纸质书非但没有迎来末日，反而在近几年重新焕发生机。
中国大众消费类书籍销量图 图片来源：企鹅智酷
其实受众的每一次选择既受时代、技术、周围其他受众的影响，也受个体对媒介的功能、价值判断的影响。
技术论者会从实用功能出发，认为新技术能够极大提升受众的使用效率，但我们也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个体在使用时的情感体验，即媒介的感知价值。
感知价值跳出了功利主义范畴，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的逻辑链，从个体对媒介的多种感知尤其是情感体验出发，从情感维度解释了个体对媒介的选择以及忠诚度，这一评判标准对我们理解大众的媒介选择有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后，使用与满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受众的媒介选择尤其是新媒介选择研究中，直到现在，依然有不少有学者倾向于用使用与满足理论来解释受众的网络行为。
使用与满足理论核心论点之一是，受众选择使用某种媒介是因为这一媒介满足了其某种需要。
莱文森也曾指出，媒介进化具有“人性化趋势”，即一种媒介的存活几率取决于它满足人类需要的优势。
回到纸质书市场重新火热这一问题，如果说电子书满足的是受众随时随地阅读的需要，那么纸质书阅读满足的是受众仪式化阅读的需求。
对阅读爱好者而言，拿起一本纸质书，抚摸其精心设计的封面与书脊，感受纸张散发的墨香，随意翻阅想看的页码与段落，是阅读本身带来的愉悦，这样近乎某种仪式的体验是电子书难以取代的。
因此，无论电子书有多方便，纸质书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此外，不同媒介对个体理解信息有不同影响。这些年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电子书比较适合用来阅读小说等通俗类文本，但如果是严肃类书籍，则更适合使用纸质书，毕竟电子媒介会让读者习惯于快速翻阅，而严肃类书籍需要放慢速度，反复思索。
信息技术无疑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完全信息化，传统的媒介终究不会因为数字文明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它可能会因其无可取代的价值重新焕发生机。
屏幕倦怠之下，新旧媒介趋于融合1996年，英国心理学家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定义了信息疲劳综合征（Information Fatigue Syndrom, IFS）。
他指出IFS是由过量信息引起的一种心理疾病，患者会出现分析能力不断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普遍焦虑，或者失去承担责任能力的症状。
最初，IFS的患者主要为需要在工作中长时间处理大量信息的人群，但学者韩炳哲认为，“如今我们每个人都被IFS波及。原因在于，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着快速增加的大量信息。”[7]
对身处信息社会的我们而言，这样的论点不难理解，实际上，信息过载是每个身处当代的个体最真切的体验。
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大量或有用或无用的信息，每天打开电脑或手机，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纷纷涌来，即便在我们意识到大脑已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信息时，我们的手依然无法停止划动。
因为信息过载又带来了信息焦虑，信息越多，我们就会越害怕错过信息，进而让自己尽可能多地接触信息——哪怕有些信息并无意义。
智能手机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运作和分配，进而产生了韩炳哲口中“超注意力”。
韩炳哲认为，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人类文化领域的成就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
但如今，深度注意力在被超注意力取代，“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8]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注意力不能容忍一丝无聊。
因此，越是难以集中注意力，越容易沉迷于刷手机等行为，尽管很多人已经是无意识地刷手机，但这对他们而言，依然是打发无聊的最佳手段。
基于人们的智能设备习惯，哈佛大学学者提出了屏幕过度使用和屏幕疲惫，并认为纸质书能够将人从屏幕中解放出来，缓解当代人的精神疲惫。[9]
是的，纸质书或纸质媒介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解药。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媒介越复杂，使用媒介的人就越容易陷入信息焦虑，因而开始选择形式和内容更为单一的媒介。
纸质书与手机阅读相比，是一种更为单一的媒介，也因此，更有助于人们摆脱信息焦虑，获得短暂的安宁与平静。
这两年，听书、播客的流行同样源于人们对形式单一媒介的需求，相较于声画俱全的视频，播客只有声音，也就更容易让人专注于内容，避免注意力分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新媒介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抛弃，新旧媒介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人们对媒介的驾驭能力越强，就越能够充分使用多种媒介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比如这两年，视频讲书、短视频分享书籍逐渐兴起，许多读者会在观看短视频之后产生对某种或某类书籍的兴趣，进而选择阅读相应书籍。
图书出版集团显然也已注意到两种媒介合作的优势，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利用短视频博主的影响力来拉动纸质书销量，这种方式既顺应了新媒介流行的趋势，也守住了传统媒介的影响力，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当代人既享受到了科技与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也陷入到某种困惑症结，电子书与纸质书的兴衰对比也许不是新旧媒介的斗争，而是当代人在科技面前的积极拥抱与自我保护。
参考链接：
[1]Teens who mostly read paper books are better readers, a recent study says.
https://lithub.com/teens-who-mostly-read-paper-books-are-better-readers-a-recent-study-says/
[2]李永博.在数字化阅读时代，“穷学生”越来越难在家中获得纸质书？“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6r9y-T97sEkcDV4zXj8uQQ
[3]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4]赵蕾.电子书衰落与纸质书回归：近年来美国图书市场销售趋势与读者媒介选择分析[J].编辑之友，2019（1）.
[5]刘强，李本乾.数字时代传统媒体的非数字化生存——基于受众纸质书偏好的价值逻辑考察[J].新闻大学，2021（7）.
[6]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魏玉山，徐升国.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发现[J].出版发行研究，2022（5）.
[7]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8]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9]赵蕾.电子书衰落与纸质书回归：近年来美国图书市场销售趋势与读者媒介选择分析[J].编辑之友，2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