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当M.S.圣路易斯号(M.S. St. Louis)驶离迈阿密海岸时,乘客们可以看到这座城市闪烁的灯光。但美国并没有在这艘船最初的行程中,乘客也没有获准在佛罗里达州下船。当900多名犹太乘客渴望地看着闪烁的灯光时,他们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能降落。
这些希望很快就会被移民当局粉碎,把船送回欧洲。然后,圣路易斯号上近三分之一的乘客被谋杀。
船上的937名乘客中,大多数是试图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开始,但大屠杀的基础已经在德国奠定,犹太人在那里面临骚扰、歧视和政治迫害。但是,尽管乘客们面临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还是被移民当局拒绝了,先是古巴,然后是美国和加拿大。对圣路易斯号上的许多人来说,那次拒绝无异于判了死刑。
这次航行发生在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白热化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1933年掌权后,德国实施了一系列法律,限制犹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关闭他们的企业,削减他们的教育机会,将他们与日常生活隔离开来。1938年11月,被称为“碎玻璃之夜”的国家组织大屠杀“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让犹太人的企业、家园和礼拜场所一片狼藉。
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水晶之夜是离开的明确信号。当时,德国犹太人在纳粹的逼迫下被迫移民,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面临的危险促使一些人想方设法永远离开欧洲大陆。圣路易斯号上的犹太人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要在数千英里之外开始新的生活。这艘船的目的地是古巴,大多数乘客计划在那里居住,等待进入美国。
挂着纳粹旗帜的圣路易斯号花了两个星期才到达哈瓦那。但这次航行并没有在古巴的土地上结束。相反,古巴官员拒绝让乘客下船。虽然大多数乘客都在德国购买了古巴签证,但古巴决定撤销除28人外的所有人的签证。
乘客们在船上等了整整一个星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变得越来越绝望。一名名叫Max Loewe的乘客划破手腕,跳下船,在被送往哈瓦那一家医院之前被当局注射了镇静剂。乘客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向古巴总统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和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请求庇护。当古巴显然对难民漠不关心(如果不是怀有敌意的话)时,这艘船驶向了美国。
他们也没有在那里找到避难所。在迈阿密降落的尝试被移民当局拒绝,一些乘客绝望地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但被忽视了。虽然一名美国外交官曾试图与古巴谈判,让古巴接纳难民,但美国自己不愿敞开大门。这些乘客必须遵守现有的配额制度,该制度只允许大约2.7万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进入美国。
一名国务院官员给这些乘客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必须等待等候名单上的轮到他们,并在获得移民签证的资格后,才可能被允许进入美国。”虽然罗斯福在“圣路易斯”号启航前一年曾考虑过齐心协力营救犹太难民,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这在政治上不受欢迎,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越来越关注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
6月6日,也就是圣路易斯号离开欧洲24天后,它掉头返回。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船一直陪伴着这艘船,监视可能跳下船的绝望乘客。
《纽约时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论作者写道:“现在讨论本可以做些什么是没有用的。”“现在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帮助。圣·路易斯号很快就会载着绝望的货物回家了。”这些难民也申请在加拿大定居,但加拿大总理拒绝接受这个想法。“如果这些犹太人(在加拿大)找到了一个家,”移民部长弗雷德里克·布莱尔(Frederick Blair)说,“其他船只也会跟着他们……这条界线必须划清。”
回到欧洲,一些国家确实提出要接收一些移民。曾协助古巴谈判的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承诺向每个难民提供现金保证,以换取在荷兰的181个名额、法国的224个名额、英国的228个名额和比利时的214个名额。
但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被接纳了,大多数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一些乘客最终设法获得了其他签证,但许多人被迫回家。
世界对圣路易斯号绝望难民的拒绝是对254名难民的死刑判决——大约是1939年返回欧洲大陆人数的一半。许多没有死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比如马克斯·科曼(Max Korman),他利用在船上学到的经验教训,帮助组织了荷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Westerbork)的囚犯。
大屠杀之后,圣路易斯的幸存者要求人们记住他们的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改变了对难民的政策,开始接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难民。
2012年,美国国务院正式向船上的幸存者道歉,2018年,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紧随其后。但是,那些死者的记忆仍然是一个痛苦的提醒,提醒我们拒绝在迫害和移民危机的情况下调整移民政策可能意味着什么。1989年,圣路易斯幸存者苏珊·施莱格对《迈阿密先驱报》记者说:“我们不受欢迎。”“被世界抛弃了。”
由三部分组成的纪录片《罗斯福》将于阵亡将士纪念日8点在历史频道首播,并于第二天播出。观看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