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商韬略（ID：hstl8888） 作者：华商韬略
一生做好一件事。
思科、中兴、苹果、小米……在华为各领域的众多对手中，有一家公司名气最小，但它却是最骄傲的那一个。
2020年，它的董事长说过一句话：
“感谢华为，正是你们的竞争，才让我们变得如履薄冰，变得更加强大。”
它是谁？
01 ALL IN
2004年，所有人都觉得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疯了，他砍掉了公司最盈利的业务。
这意味着，公司每年几千万元的收入，从此没有了。
但这不是曹仁贤第一次得到如此评价，上一次是在1997年，那时他还是一位大学教师，却想要辞职下海，去办一家企业。
曹仁贤是个农家子弟，学习肯下功夫的他，考上合肥工业大学的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并于1993年留校任教，研究方向是可再生能源发电。
但日复一日的基础教学工作，和曹仁贤的想象并不一致，四年的教师生涯，他每天琢磨的事，其实是怎样把研究落到实践中，变成具体的商业项目。
支持曹仁贤的，其实是他对能源趋势的信念——随着化石能源的消耗，发电成本会越来越高。如果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来成本必定会下降，所以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肯定会有商机。
1990年，德国启动了“千屋顶计划”。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继跟进制定初步的清洁能源计划，开始了各自的试探。到1997年，当中国改善西北部无电地区现状的“光明工程”，刚刚进入实施时，曹仁贤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
1997年11月28日，安徽合肥工商办事人员将一份红色营业执照，递给曹仁贤。拿着工作四年攒的8万元，加上借款一共50万元，阳光电源在一家澡堂旁边成立了。
但直到春节前，公司没接到一个订单。那些借给他钱的亲戚们，又用各种借口把钱要了回去。
那可能是曹仁贤人生中最失意的一段时光，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没有风险投资，我也不会说故事，只好对付着往前走。”
阳光电源“对付着走”的办法，是做一些传统的应急电源、不间断电源产品。再用这些产品的收入，养活自己真正的目标——光伏和风能逆变器。
逆变器是一种特殊的元器件，作为电源转换器，它可以将光伏电站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直流电，转换为可以并网的交流电，从而将电力输送到电网。其成本仅在5%-10%左右，但它对整个系统的发电效率及安全稳定，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
在逆变器的世界里，有一个巨头级的存在：德国SMA。
1985年，SMA正式进军光伏逆变器，1987年又研发出第一台晶体管光伏逆变器。到2000年前后，它既是这个领域里的开山鼻祖，也是世界光伏产业链的首选。
但曹仁贤却决定成为SMA的挑战者。
在“对付”的路上跌跌撞撞走了几年后，阳光电源的不间断电源业务，已经有了千万级别的营收规模。更重要的是，在曹仁贤的努力下，公司对光伏逆变器的开发一直在进行。
五年的坚持与煎熬，阳光电源在2002年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西北“光明工程”到来，让阳光电源参与了第一个国家“送电到乡”工程项目，它与天合光能合作建设了40座离网光伏电站，并提供包括逆变器在内的大部分光伏离网系统设备。
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光伏逆变器，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SMA、施耐德、西门子等外国企业的垄断。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曹仁贤做出了那个让人看不懂的决定。2004年，他坚决砍掉了当时主要的现金流业务，集中公司资源，ALL IN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品。
员工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是阳光电源起家的业务，也是过去几年让公司活下去的“功臣”，直接剁掉，未免太过可惜。
但曹仁贤自有他的理由——“现在赚钱，不等于明年还会赚钱。顶尖企业，三年以后的产品都在预演了，而我们还在为今天的生活拼命，肯定没有后劲。”
02 逆袭
曹仁贤的决定，是有道理的。
就内部而言，逆变器业务涉及微电子、半导体等多种技术，技术含量更高，需要的投入也更多，想要做好，必须集中精力。特别是在参与了许多招标后，他发现了国产品牌逆变器的一大短板——不被信任。
在一次招标现场上，业主方负责人直接对他说：“我给你们点咨询费，以后别来投标了，纯属浪费时间。”
业主有他自己的道理，选择国外产品如果出问题，自己不会有责任，但用了国产品牌，一旦出了问题，事情就很难讲得清了。
在屈辱感之外，则是曹仁贤对市场的判断。
2000年，德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案》，计划通过高额的补贴，来大力扶持本国的光伏产业，实现对清洁能源的利用。由德国开始，一批西欧国家开始了光伏发电的产业化之路。四年后，德国又更新了法案，强制光伏发电并网，同时给予每度电0.45-0.62欧元的补贴。这使德国爆发了一轮光伏抢装潮。
在中国，光伏同样来势汹汹。在无锡，施正荣的尚德成为了光伏大发展的受益者。它的效应，推动各地政府、资本竞相投入光伏的动力。在“追光”运动最高潮的时期，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产业。
在整个2004年里，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突破1GW大关。
由内到外的因素，让曹仁贤顶住了所有反对之声，将公司的业务聚焦到逆变器的核心赛道上。
回报来自于点滴，2006年，阳光电源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1.5MW以上风能变流器的研发课题。2008年，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场馆。
随之而来的，则是越来越大的市场。
2009年，金太阳示范工程、甘肃敦煌特许权项目招标等特大项目，掀起了第一波逆变器热潮。
到2009年，阳光电源已经掌握了中国新能源逆变器60%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其中，光伏电源产品的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风能电源产品销售收入超过6000万元。
而随着软件控制和工艺设计水平的提高，阳光电源成功解决了逆变器功率器件增多所带来的管理难度，逆变器的额定功率得以增大，单瓦成本随之快速降低。
2010年，阳关电源产品的成本仅为SMA的56%，其中人力成本为SMA的6%，材料成本为SMA的76%。以此为优势，阳光电源开始了对海外市场的开拓。这一年，其光伏逆变器出口欧洲市场达到4000万美元。
2011年，希腊债务危机升级，欧美自身也陷入经济泥潭，光伏补贴政策因此被踩下急刹车。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全球光伏市场需求萎缩。依赖于德国市场的SMA，市场下滑同样严重。阳光电源趁机逆势进取，在海外攻城略地。
2011年11月2日，阳光电源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能源电源行业第一股”。此时的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光伏逆变器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制造商。
从艰难求生到国内龙头，阳光电源用了14年。
03 双雄
在阳光电源的历史上，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华为。
华为正式进入逆变器领域，起点在2008年。在选择了光伏逆变器作为其新能源业务的切入点后，开始了对市场的调研。
华为的发现是，逆变器市场虽然前景可观，但真正能打的玩家却很少。在众多新入者拱起来的市场里，逆变器的产品设计却基本一大抄，大部分公司的致命伤就是“缺乏软实力”。
除了阳光电源，行业真正的领先地位仍然被国外企业把持。
确定下产品路线后，华为开始了自己的布局。
华为一起手，瞄准的目标就是掀翻整个行业。因为国内缺乏逆变器从研发到制造的全体系技术实力，它分别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建立逆变器算法与拓扑研究中心，在德国纽伦堡设立逆变器架构与设计中心；在上海设立逆变器开发中心，负责对接欧洲、跟进产品及检验产品质量，而深圳市华为总部，则成为逆变器工程与制造中心。
在切入逆变器行业的早期，华为同时拥有集中式和组串式逆变器产品，但在对一线市场的观察中的一次偶然发现，华为得到了颠覆行业的机会。
在青海戈壁滩上“光伏海”，华为的技术人员发现，传统的集中式逆变器虽然成本低功率大，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人力维护。
夏天，为了给逆变器散热，需要将设备防尘门打开，到了晚上，运维人员再去清扫灰尘，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
更让人头疼的是维修，集中式逆变器由于单路串联组件数量多，需要等待厂家人员到现场维修，光是排查就需要五到七天，而停机排查将影响其他正常列阵发电。随着电站的体量越来越大，运维的人力终将难以为继。
这推动了华为在技术上的一次跃迁。
2014年，华为推出了业内第一套智能光伏电站解决方案。以组串式逆变器为核心，引入监控设备、通信设备、云计算中心，远程精准监测光伏部件的运行情况。与传统电站相比，智能光伏电站的运维效率提升了50%，内部收益率提升了3%以上，平均发电量提升了5%以上。
这显然是华为在通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芯片和软件能力的集中体现。
2014年12月10日，由华为逆变器组成的光伏电站，通过了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四项并网性能测试。同年，华为逆变器出货量4023MW，跻身全球十大光伏逆变器供应商。
2015年，美国咨询机构IHS发布的排名显示，华为逆变器销售额中国市场22.6％，较第一名阳光电源的24.5%仅相差不到2个百分点。
此时，距离华为逆变器正式进入市场，仅过去不到两年。
此时的阳光电源，还正处在对欧美市场的进取中。但华为的异军突起，不仅震动了整个行业，也让曹仁贤再次坐不住了。
眼看华为的追赶步伐越来越快，阳光电源首先本能地采用了市场手段作为对策：2015年，阳光电源连续与东方日升、林洋新能源、南车株洲所、江苏旷达四家光伏电站开发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对方保证优先使用阳光电源的逆变器产品。
但作为技术起家的创业者，只用市场手段来回应竞争者，显然不符合曹仁贤的本意初心。
在华为推出IV智能检测技术后，阳光电源也开始迅速推广了自己的智能检测技术；而目睹华为成功将云计算技术运用于能源管理后，阳光电源的技术进步也紧随其后，相继与阿里云、鉴衡认证中心合作，推出“阳光云”平台，以推广自己的光伏系统解决方案。
2015年，华为逆变器出货量排名上升至全球第一，力压老牌逆变器厂商阳光电源与SMA，并开启了自己的“七年卫冕”之路：根据Wood Mackenzie数据，自2015年起至2021年，华为逆变器出货量排名连续七年保持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光伏霸主”。
对于中国逆变器行业而言，这却是一件好事。
2019年，阳光电源与华为的市占率之和，已经超过全球的1/3。而昔日巨头SMA仅以8%份额，远远落后于中国军团，曾经不可一世的ABB、施耐德、西门子等国外巨头，也被迫加速战略撤退。
更重要的是，由华为引发的智能化、数字化变革，对于中国逆变器行业而言，不仅孕育了华为一个强劲玩家，也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引领力量。在鼎盛之时，华为与阳光电源不仅是中国双雄，更是全球说一不二的赛道霸主，两家合计市场份额近55%。
也正因为如此，在阳光电源20周年庆典上，曹仁贤留下了那段著名的发言：
“感谢华为，正是你们的竞争，才让我们变得如履薄冰，变得更加强大。”
04 较真
在2020年央视《对话》栏目上，作为嘉宾，曹仁贤在回顾了中国光伏产业曾经原料在外、市场在外、设备在外的“屈辱”后，不由得感慨：
“这10年是深刻吸取教训走过来的，之前我们都是受制于人。”
在这句话的背后，既有自身创业的煎熬，也有技术突围的艰难，还有和华为“你追我赶”的竞技式创新。
经过十年蜕变，中国逆变器产业以颠覆性的产能、技术和话语权，让中国从跟跑者成为“领跑者”。
即使在2020年，华为被迫撤离美国市场，其光伏逆变器海外份额下降6.71%的前提下，这一市场，也未被国外巨头蚕食——阳光电源、锦浪科技等应时而动，将这一市场牢牢控制在国内企业手中。
2021年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出货量前十名里有6家中国企业。2022年，中国逆变器企业雄霸前五，几乎没有悬念。
而在2021年IHS Markit全球光伏逆变器排行榜上，阳光电源以大幅领先成功登顶。为两巨头的排名之争，短暂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中国首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说：光伏在中国的异军突起，讲述了一个草根产业在中国崛起的生动故事。
这些草根企业家，也因此实现了财富逆袭。
2021年3月，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曹仁贤以一年暴涨5倍、650亿元的身家，成为安徽新首富，创下近年来安徽富豪榜新高。
但曹仁贤时常思考的，不是自己的财富，而是企业的未来。
他很疑惑，从早已破产的尚德、赛维，到深陷债务危机的英利。这些一度十分健康的企业，其创始人也极为努力，却依然未能摆脱“撑不下去”的困境。
“对此我感到很痛心，这到底是怎么了？”
曹仁贤禁不住追问，如何保证企业基业长青？下一个出现危机的会不会是阳光电源？
或许，正是这种“较真”，才让阳光电源穿越多次危机，且成为老牌光伏企业中，唯一一个历年盈利的。
4月19日，阳光电源业绩显示，2021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大降19%。投资者火速“翻脸”，公司市值两天蒸发超360亿，不少媒体直呼“阳光电源爆雷！”
面对汹汹舆情，曹仁贤首先做的就是“较真分析”。
原来，阳光电源在越南、缅甸的项目，因疫情出现取消、提价、罚款等突发状况，“整体减掉了大概10个亿业绩”，导致增收不增利。
其次，公司在电站投资开发、储能等新业务的布局上，“步子迈的有点大。”
曹仁贤迅速部署一一解决供应链、项目等问题，使得Q1整体情况好转，电站业务扭亏。
重振旗鼓的阳光电源，不到两个月就收回“失地”。且市值又创新高，突破2000亿元！
曹仁贤常说，中国逆变器企业生于草莽，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极为不易。不仅企业要脚踏实地，产业环境的稳定也十分重要。
在2018年，为了鼓励光伏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中国政府规划发布了降低光伏发电补贴的“531新政”。
很多经销商，因此面临库存积压、赔本的窘况。为表达对行业的信心，曹仁贤决定，不管合同如何签订，凡有要求都可退款。个别退款单没有及时跟进，他还点名批评了事业部负责人。
不忍产业形象受损，曹仁贤甚至直接建言有关部门。文中痛心疾首地说道：“听到‘补贴’两个字，我们光伏人经常抬不起头，因为外界对此误会太深了！”
在登顶全球逆变器霸主后，曹仁贤一直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做到专注与专业，在这件事上，他甚至格外较真。
2020年，安徽省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大力发展十大新兴产业。
看到里面没有光伏，曹仁贤当时就急了：“咱们安徽的光伏产业，怎么会没在里面呢？”
这推动了省政府启动了“顶格沟通机制”。安徽省省长王清宪亲自安排沟通，充分听取企业意见。
最终，在安徽“十四五”规划里，十大新兴产业部分着重强调“促进光伏制造关键技术研发，推进高效率低成本光伏技术应用”。重视的效果立竿见影，不到两年时间，到安徽来的头部光伏企业就有十几家。
类似这样的场景，正是曹仁贤对光伏产业发自内心的热爱。这满腔热血，从曹仁贤创业开始，就已经是一种“义无反顾”。
25年来，中国光伏产业能够从一穷二白，成长为同高铁、移动支付一起，由中国引领世界的优势领域。
在它的背后，固然离不开规划工作者的精妙筹划与坚决意愿，但更离不开的，则是一家家像华为、阳光电源这样专注于行业进步的企业，以及像曹仁贤这样愿意为一个产业崛起，而奋斗25年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