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晚些时候，我参加了父亲堂兄的葬礼。莫丽101岁了，我认识她一辈子了——至少我以为我认识她。我不知道的是，我在她的葬礼上才知道，她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盟军远征军最高总部的密码军官，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将军计划诺曼底登陆时为他们编码高级安全信息。后来她被法国政府授予了十字勋章，但她拒绝接受，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称号。在她漫长的一生中，我一次也没有听她谈起她的战时服役经历。
莫丽是她那一代人的典型:谦虚、谦逊，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她也是最后一批。女王于9月去世，享年96岁。最后一位“大佬”乔治·约翰尼·约翰逊于12月7日去世，享年101岁。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从谁身上寻找灵感?谁为我们的孩子树立了榜样?
这是一个我很难回答的问题。也许是英格兰足球队?上周六(12月10日)，它在世界杯上出局了，但它是带着尊严、优雅和勇气出局的，而哈里·凯恩(Harry Kane)则为错过那个关键的点球承担了全部责任。还有本·斯托克斯(Ben Stokes)的英格兰板球队，他们在巴基斯坦的比赛中尽情狂欢，并取得胜利?
识别那些贬低我们公共生活的人要容易得多——最明显的是近年来我们遭受的可怕的政治领导人。
他们自称捍卫“英国价值观”，却奉行不宽容、不公平、仇外和分裂。他们大谈爱国主义，把自己裹在英国国旗里，吹嘘“全球化的英国”，同时竖起众所周知的吊桥，用庸俗的沙文主义煽动他们的选民，把国家搞得支离破碎。他们颂扬法治，却又破坏法治;颂扬议会主权，却又规避它;颂扬自由，却又限制它。
里什·苏纳克比他的前任们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威斯敏斯特已经成为一个鲁莽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谨慎、负责任的实用主义的地方，“温和”和“妥协”已经变成了肮脏的词语。它已成为一个谎言压倒真理、唯利是图、任人唯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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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焦点部长守则经常被忽视。道德顾问们要么绝望地辞职，要么不再被任命。原则难得，羞耻更难得。庸人通过煽动群众而崛起。那些被迫下台的人(他们很少辞职)利用他们的耻辱牟利。自我推销已成为一切的最终目的，而有能力和体面的议员们要么被清洗，要么因厌恶而退出政坛。
政治之外还有君主制，现在失去了深受爱戴和尊敬的女王。查尔斯和卡米拉让人百感交集。威廉和凯特尽职尽责令人钦佩，但哈里和梅根几乎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
这对享有特权的年轻夫妇只是因为出名而出名，他们是我们生活的这个自我陶醉、自我放纵、自我膨胀的时代的缩影。他们逃避责任。他们会因为察觉到的轻视和不公而责怪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他们声称自己是受害者，但却欣然接受了近1亿美元来诽谤王室。
这位风度翩翩的王子和他美丽的新娘有能力做很多好事，但他们却选择利用自己的名气来达到破坏性的目的。他们蹂躏君主制。他们本可以鼓励英国朝着更大的种族和谐缓慢、不完美但不可否认的进步，但却适得其反。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的右翼小报早已不再对真相感兴趣，而更喜欢散播仇恨和宣传。那些冒犯左翼主流正统思想的人会在社交媒体上遭到私刑。罢工的护士们当然值得同情，但那些铁路工人和边防部队的官员们却不值得同情，他们似乎一一心要在圣诞节期间撤回他们的服务，给公众造成最大的痛苦。
也许，英国是时候摆脱伟大的幻想，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了。在我们的国家，富人越来越富，而数百万公民却深陷贫困;NHS、警察、司法系统和其他重要公共服务岌岌可危，濒临崩溃;人们对政治机构的信任低到危险的程度，社会凝聚力正在瓦解。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是一个七国集团国家，食品银行供不应求，今年冬天人们可能会被冻死，妇女们为了养活孩子而出卖自己的身体。
正如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领导的英国未来委员会上周提出的那样，我们迫切需要政治和宪法改革。我们也需要道德复兴。我们需要谦卑地承认，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陷入了大麻烦。我们需要重新发现责任感、服务意识和帮助他人的意识。冒着听起来道貌岸然的风险，我建议我们需要重新接受莫丽那一代人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