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是一家工厂的老板，准备投资一台新机器。你必须借钱，但机器会增加产出，所以——就像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每一项理性投资一样——它最终会为自己买单。但就在你要签署协议的时候，你的首席财务官阻止了它。
“投资不可能促进产出，”首席财务官说，“因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总是会在五年内将任何积极影响减少为零。”你会问:长期呢?“啊,好。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测范围。”
如果企业遵循这种逻辑，就根本不会有私人部门投资。但这正是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适用于公共投资的逻辑。
除非工党开始公开挑战这一逻辑，否则其投资拉动型增长计划将会像去年利兹•特拉斯(Liz Truss)的减税狂欢一样遭到有效阻挠。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英国经济今年将萎缩0.3%，是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的经济体。今年2月，我们经历了零增长。所以问题是:如何摆脱停滞?
答案围绕着“财政乘数”展开:每多花1英镑纳税人的钱，GDP会增加多少?OBR表示，答案从资本支出的1英镑到增加福利的60便士不等，但仅限于第一年。到第五年，由于通货膨胀、利率上升、英镑走强和贸易下降，所有的积极影响都消失了。
就长期而言，尽管OBR原则上承认“大型公共投资项目也可能导致人们重新评估潜在产出增长前景”，但它拒绝建立这种影响的模型，理由是一些作者认为这种影响将为零。
这里我没有简化。OBR的立场并不比上面两段更复杂:简单、优雅、错误。
研究表明，如果操作得当，国家主导的投资政策可以实现实际乘数——比如每投资1英镑，GDP就会增加1.7英镑——这一点被忽视了。
战时动员的经验也是如此，在1939年至1952年的美国，这种动员产生的增长效应高达政府支出的6倍。
这意味着，所有国家主导的增长战略——从利兹•特拉斯(Liz Truss)计划的税收减免，到工党承诺每年在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上投入280亿英镑——都被视为不可能在经济上得到证明。
特拉斯犯了忽视OBR的错误——OBR是为了防止财政部篡改自己的账目而设立的。在没有参考任何客观模型的情况下，举债为大规模税收优惠提供资金，总是会让市场感到恐慌。
据说她现在即将建立自己的智囊团来攻击OBR。但是预算责任办公室对乘数的教条主义只是反映了财政部的做法。
为了向前迈进，我们需要认识到，英国的财政政策制定被困在一个显然已经失败的正统框架中。
在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 /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政府执政的早期，预算责任办公室低估了紧缩的负面乘数效应，引发了削减开支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
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要求政府低估投资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而这些投资对提高我们的生产率、技能和生产性资产存量至关重要。
对工党来说，这将是非常重要的。预算责任办公室不被允许模拟瑞秋•里夫斯的支出承诺——尽管目前这些承诺还很粗略。但如果这样做，它可能会低估它们的积极影响，并迫使工党考虑到比实际需要更高的借款，或者适得其反的税收水平。
我不想废除OBR。但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它有义务对一系列结果进行建模——考虑支持公共支出乘数效应的经济理论和不支持公共支出乘数效应的经济理论——它将更具建设性。它还可以把政治责任和风险，交还给政客们。
我们的国家处于停滞状态。新冠病毒导致我们的劳动力永久性减少。我们的贸易和增长潜力正受到英国脱欧影响的打击。
与此同时，我们周围的两个主要经济体——欧盟和美国——已经采取了以投资为主导的绿色增长战略，政府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为全球紧张局势加剧时期重新装备我们的武装部队的重要任务也陷于瘫痪。面对来自俄罗斯巨大的新威胁，苏纳克承诺只在“财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GDP的2.5%用于国防。
即使这样也远远不够。
如果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采取这种态度，英国根本就不会重整军备。
由于2008年的银行救助，英国国债从GDP的不到40%飙升至GDP的70%。由于保守党的紧缩政策扼杀了经济增长，这一比例从这一水平攀升至80%。2020年，Covid将这一比例提高到100%。
使这些比率再次下降的唯一现实机会是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你需要投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政治家们准备好接受并击败OBR的《爱丽丝梦游仙境》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