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酒令颁布之前，“有组织犯罪”一词在美国并不存在。自19世纪后期以来，犯罪团伙在美国城市中横行，但他们大多是街头暴徒，在主要是意大利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和波兰人的社区进行小规模的敲诈勒索和放高利贷。
事实上，在1919年第18修正案通过和1920年1月生效的全国范围内禁止销售或进口“醉人酒”之前，在美国经营最有组织犯罪计划的不是暴徒，而是腐败的政治“老板”，圣约翰大学刑事司法教授、《有组织犯罪》一书的作者霍华德·阿巴丁斯基解释说。
阿巴丁斯基说:“这些帮派是政治机器雇佣的暴徒。”他们恐吓反对派候选人，把选票输送给老板。作为回报，政客和警察局长将对非法赌博和卖淫团伙视而不见。
但是，随着禁酒令的实施，以及一夜之间美国所有的啤酒、葡萄酒和烈酒都被取缔，黑社会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合法的酒吧和啤酒厂倒闭，不得不有人介入，为“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巨大需求提供燃料。没有人比暴徒们装备更精良了。
黑帮雇佣律师
阿巴丁斯基解释说，成功走私的关键是一个准军事组织。起初，街头帮派对商业一窍不通，但他们知道如何持枪，如何恐吓竞争对手。他们可以保护非法酿酒厂和非法经营活动不受敌对帮派的影响，为地下酒吧提供安全保障，并付钱给那些爱管闲事的警察或政客，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过多久，暴徒们就大赚了一大笔钱，而老板和警察则听命于他们。随着金钱的不断涌入，这些曾经的小混混不得不变聪明了。他们不得不聘请律师和会计师来清洗每月累积的数百万非法现金。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与其他帮派、航运物流和房地产投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他们不得不成为商人，”阿巴丁斯基说。“这导致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有组织犯罪。”
在禁酒令颁布之前，犯罪团伙是当地的威胁，他们在社区生意中收取保护费，并涉足罪恶创业。但非法酒带来的巨大商机改变了一切。首先，酒精的采购和分销是一项跨州甚至国际业务。如果黑帮想保持酒的流通和利润最大化，他们就不能孤立地工作。
阿巴丁斯基说:“突然之间，帮派头目们开始互相交易。”他们跨州、跨国界、跨种族签订了相互保护协议，以确保非法酒精的运输能够自由地流入大城市。
“这些都是非常暴力的人，他们习惯于通过杀戮来解决问题，但最终他们坐下来说，‘如果你们保证我们地区的和平，我们就保证你们地区的和平。这就是所谓的联合犯罪，犯罪集团之间的合作。”“如果没有禁酒令，我们就不会有现在发生的那种联合犯罪。禁酒令是催化剂。”
地盘之争变得致命
20世纪20年代，查尔斯·“幸运”·卢西亚诺(Charles“Lucky”Luciano)因将纽约一些最大的意大利和犹太黑帮聚集在一起，主宰了该市的私酒生意而闻名。在芝加哥，约翰尼·托里奥(Johnny Torrio)在该市南区的意大利走私团伙与北区的爱尔兰和波兰帮派之间维持着脆弱的和平。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托里奥的门徒阿尔·卡彭接管时，这是一场全面的地盘争夺战。在1929年臭名昭著的情人节大屠杀中，卡彭的手下装扮成警察，枪杀了7名敌对帮派的心腹。
在禁酒令时期，一些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私酒业通过五大湖从加拿大进口非法酒。因操纵1919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而闻名的黑社会奸商阿诺德·罗斯坦(Arnold Rothstein)，通过安大略湖运送酒精，经过哈德逊河，然后进入纽约市成千上万的地下酒吧。克利夫兰的梅菲尔德路帮因其在伊利湖上纵横交错的快艇而闻名。
老大们每年赚数百万美元
在禁酒令期间，对非法啤酒、葡萄酒和白酒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像卡彭这样的黑帮头目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年能赚到高达1亿美元(2018年为14亿美元)，每个月还要花50万美元贿赂警察、政客和联邦调查人员。
阿巴丁斯基说，赚钱很容易。困难的部分是如何处理这些钱。洗钱是迫使有组织犯罪变得更有组织的另一种方式。当赌博于1931年在内华达州合法化时，大量禁酒令时期的暴民资金流入了新的赌场和酒店。像迈耶·兰斯基这样的黑社会会计师把钱汇给瑞士的经纪人，他们会掩盖犯罪集团的踪迹，然后把钱再投资到合法的生意上。其他人，比如卡彭，就没那么精明，因为逃税的指控而被送进了监狱。
当禁酒令最终在1933年被废除时，抢钱的行为结束了，但复杂的黑市商业计划和有组织犯罪的洗钱策略仍在继续。最大的帮派将他们的业务从酒精转移到毒品，赌博和卖淫等次要业务。他们也从大萧条中获利颇丰。
阿巴丁斯基说:“在现金匮乏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团伙有现金。”“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合法的企业，必须去有组织的犯罪。高利贷成为一个主要产业。”
事后看来，很明显，禁酒令，一场旨在改革美国最恶劣倾向的全国性禁酒运动，催生了美国最恶劣的犯罪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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