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大清真寺周围的地区已经成为各种类型的热闹聚集地，到处都是酒吧、餐馆和咖啡馆。
被称为Medborgarplatsen，这个大广场的名字大致可以翻译为公民的地方。在瑞典，成为一名公民是一种长期以来被严肃对待的角色。
长期以来，瑞典一直有一种自豪的“瑞典例外论”(Swedish Exceptionalism)的国家叙事，所有公民都必须为此做出贡献，包括受到严密保护的言论自由、政治共识、理性、普遍而慷慨的福利国家、高度平等以及高度的制度和社会信任。
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比欢迎难民和提供庇护更重要的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瑞典一直保持着种族的同质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瑞典开始接受挪威人、犹太人、丹麦人和爱沙尼亚人的移民。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们欢迎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人、逃离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智利人以及来自前南斯拉夫的战争难民。成为他人的避风港成为一种骄傲，多年来，只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人均基础上安置了更多的难民。
当其他欧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采取更严格的移民政策时，瑞典却开放了。但慢慢地，这种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瑞典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成长之痛开始产生伤害。然后，大约六周前，就在公民广场附近，一场当地的抗议活动开始颠覆一切。
在风景如画的斯德哥尔摩中央清真寺外，37岁的基督教伊拉克难民萨尔万·莫米卡(Salwan Momika)昂首阔步地走到一排排警察后面，挥舞着两面瑞典国旗，喇叭里响起了瑞典国歌。
目击者后来回忆说，他耳朵上戴着白色的AirPods耳机，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反复亵渎《古兰经》，把它撕成碎片，点燃。他还在书上放了一片培根，开始用脚跺着。
这一幕本来是为了让正在庆祝宰牲节(Eid al-Adha)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和反感，结果却遭到了聚集在外面的约200人的嘲笑、驳回或无视。
但是，几年前在瑞典寻求政治庇护的Momika，在7月又举行了两次抗议活动，他在瑞典议会外放火焚烧了这本书，再次踩踏可兰经，并在伊拉克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外用伊拉克国旗擦鞋。
这一次，这些事件得到了警方的许可，符合言论自由的保护，引发了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约旦和摩洛哥在内的穆斯林国家政府的愤怒反应。在伊拉克，瑞典大使被驱逐出境，一名民粹主义神职人员的追随者袭击了瑞典驻巴格达大使馆。
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称焚烧可兰经是一种“侵略”行为，代表了一种“仇恨和种族主义文化，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它敦促联合国进行干预。
斯德哥尔摩中央清真寺的伊玛目哈勒菲说，越来越多的焚烧事件激起了斯堪的纳维亚穆斯林社区的愤怒。今年早些时候，极右翼示威者在斯德哥尔摩的土耳其大使馆前焚烧可兰经，高呼反穆斯林口号，并通过其他反伊斯兰组织的模仿行动蔓延开来。
Khalfi认为瑞典的穆斯林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骚扰。
“每次，你都在等待这种没有人支持的荒谬行为被制止。这只是消极的，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他补充说，最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与言论自由无关”。
“我们理解言论自由的必要性，但我们希望人们对待我们的方式有所改变。
焚烧《可兰经》是这里更大的仇恨模式的一部分，这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安全。”
他补充说，许多年轻的穆斯林现在觉得瑞典对伊斯兰教怀有敌意，他担心这会助长极端主义。
在穆斯林世界的激烈反应中，瑞典和丹麦政府现在都在寻求限制焚烧可兰经和其他圣书的抗议活动，反对允许这种行为的强有力的言论自由法律。
瑞典当局只有在示威者暴力、扰乱交通、造成公共健康风险或没有足够的警察维持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制止抗议活动。即使是那些对主角的滑稽行为感到不舒服的人，打击这些行为的潜在举措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引发了批评。
瑞典、丹麦和挪威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世俗、最进步的国家，但在过去十年里，从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涌入的穆斯林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社会。
2015年，瑞典政府收到了创纪录的162,877份庇护申请，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它约占瑞典1 000万人口的1.6% - -按比例相当于向美国申请庇护的500多万人，而那一年美国只收到大约83 000份庇护申请。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11.4万名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主要抵达Malmö和南部的小城镇，超出了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同时也吸引了媒体的持续关注。
这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带来了巨大支持，该党自此在全国和地方获得了席位，而由温和派领导的联合政府现在依赖于该党在议会中的支持。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申请加入北约(NATO)，结束了斯德哥尔摩以不结盟为定义的积极外交政策，这使问题更加复杂。俄罗斯被指责助长了社交媒体上的反弹，网络专家指出，这些帖子被故意“地理定位”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普京正在利用这场危机煽动反西方情绪。
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松(Ulf Kristersson)用越来越戏剧化的语言来描述这场危机，同时还指责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试图传播有关焚烧的虚假信息，谎称瑞典政府是这些行为的幕后主使。
“我们目前处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局势中，至于瑞典，我们意识到一些国家和类似国家的行为体正在积极利用这种局势，”他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他补充说，瑞典政府已经“开始分析法律形势——包括《公共秩序法》——目的是探索采取措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瑞典国内外瑞典人的安全”。
瑞典警方曾多次试图利用公共秩序立法来阻止焚烧，但后来都被法院判决推翻，法院判决称，除非存在直接的安全威胁，否则允许焚烧。
当地的穆斯林领袖担心，这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助长一种说法，即采取行动是因为社区的暴力反应，而不是其他人的种族和宗教诱惑。他们认为焚烧圣书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已经禁止针对特定个人和团体的仇恨言论。
但瑞典著名的言论自由倡导者尼尔斯·芬克(Nils Funcke)表示，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企图都意味着暴力袭击，包括对瑞典驻伊拉克大使馆的袭击，都取得了成功。
“在焚烧可兰经的辩论中，批评宗教和煽动反对一个民族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了。禁止焚烧可兰经是没有意义的，”他说。
“集会和示威自由是确保自由形成意见的核心。即使在战争或有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对权利的限制也不能超过禁止在特定地点集会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