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松弛感」只是他们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总归能让曾经沉重的肉身找到喘息的机会，找到灵魂片刻的舒适感，在生活的舒适和工作的效率中找到一个更微妙的平衡。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蓝洞商业，作者：贾紫璇，编辑：赵卫卫，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风水轮流转，曾经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互联网大厂的风光不再，而这时候的外企又成了「墙外靓光」，让墙内「红杏」纷纷「出墙来」。
往前数十到十五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高速发展的阶段。那时候的海归、高科技人才们，纷纷弃外企于不顾，一心只想加入互联网企业。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未来的趋势，是「朝阳产业」。
没错，他们的判断准确，早期进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人，许多都在期权兑现后实现财务自由。即便进入时间稍晚，也依旧能拿到高于其他企业两至三倍的工资。年轻人开始不再稀罕「铁饭碗」，不再宝贝「外企OL」的光环。
平等、自由才是企业高效运转的精髓，这一点深深打动着一颗颗年轻的心。工作的热情被每个月「几个iPhone」的价格点燃，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加班，会赚得比其他人越来越多的「肾」。
当队伍壮大的速度快于业务，「肾」开始不够分。步子迈得太快，导致没有整齐划一的节奏，于是企业们开始整编收缩。年轻人慌了，「内卷」程度成了衡量是否被留用的重要准则。
在每个加班的深夜，打开打车软件，看着还有几百人排队，年轻人开始反思：「扁平化」与「无序」管理的本质区别；「加班时长」与「业绩增长」是否有必然联系；当代人类是在「生存」还是「生活」......
当对比了那些还稳定坚守在外企的同伴们的松弛感生活：露营与飞盘、完整而清净的周末、强制提交的带薪年假、甚至home base的基本面，他们的反叛精神彻底被激起，调转船头，为时不晚。
找到「松弛感」，从回流外企开始。
离开互联网，回流外企的原因其实各不相同，大部分是受不了无休止的「内卷」，但我们也在几个采访中，探寻到一些新的差异化理由：例如职场性别友好程度、企业文化认同感和自我兴趣满足等。
或许「松弛感」只是他们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总归能让曾经沉重的肉身找到喘息的机会，找到灵魂片刻的舒适感，在生活的舒适和工作的效率中找到一个更微妙的平衡。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筹备婚礼，在腾讯会议上完成」安迪，生于1994年，自动驾驶工程师
毕业后的几年中，安迪经历了几次职业转变；甚至在几次腾讯会议后，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
2019年，安迪从荷兰一所理工大学毕业后，成了梅赛德斯奔驰的一位自动驾驶工程师。和大多数人规划的职业发展路径类似，海龟毕业，进入外企，工作与专业对口。
但花花世界对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是充满诱惑的。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井喷，造车新势力们不惜高价挖人，安迪就在这时加入了一家知名互联网造车企业。除了薪资比奔驰给的多，安迪也被互联网企业的光环所打动。
进入互联网企业后，安迪有些无法适应工作节奏的差异。当时正赶上公司1亿美元收购了一家自动驾驶初创企业，安迪与被收购的10个人一起，组成了「自动驾驶算法」部门。
团队的工作节奏非常快，早上9点到单位，晚上12点以后下班，从北京顺义到清河的通勤时间超过3小时。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一个月，安迪又跳到了另一家互联网造车企业。
新公司的加班文化没有之前严重，但依旧处在「卷」的金字塔尖级别。安迪告诉「蓝洞商业」：「我们是不休假的，虽说有5天年假，但是也没人休。周末、国庆和春节等节假日，也经常加班。」
也是那段时间，安迪开始筹备婚礼。他找了朋友开的婚庆公司，一方面出于信任，一方面确实没有过多精力筹备。当时妻子也刚刚入职一家互联网大厂，所以直到婚礼举办当天，两口子与婚庆公司只见过两次。关于场地物料的选择、布置，制作和发放请柬的讨论，几乎都在腾讯会议上完成。
「好在我们是在互联网大厂，薪资还算过得去，因此在很多物品的选择上，价格差一两千都不用特别纠结，直接定更好的那一个。」
最焦虑的一段时间，也是安迪即将离职的前后，距离婚礼还有两个月，礼服还没试过，着急可又分身乏力。「我经常加班到半夜到家后，看着家里的一切有点晃神，那段时间真的太累了。」
好在俩人都身在「围城」之中，能够互相理解，不曾因为这些焦虑而发生矛盾。「也确实没什么时间吵架，回到家就睡觉了，跟周围许多「周末夫妻」一样。」安迪有些无奈。
初创企业的制度不完善，是他后来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为了年底业绩可以打高分，员工们常常要找更多的事情做，「说白了就是无意义地卷」。
当时的老板学历不高，也不是学计算机出身，但极度迷恋「管理学鸡汤」，给下属们布置「周末家庭作业」：读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安迪·格鲁夫自传，写出读后感，在定期的阅读大会上朗读出来。
公司还会安排双周OKR进展会议，而且是跟HR一起开。「相当于每两个星期就会跟给你发工资的人一起开会，告诉他你都做了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因此在那段时间，公司每个人做事都非常焦虑。安迪的周末和夜晚，基本都在领导突然电话安排的临时加班中度过。
以上种种让安迪抓狂，他决定回归外企。
2022年6月，安迪来到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开启了新生活：十点半到公司，五点下班，周末休息，公司鼓励员工休年假。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系，不需要为了「卷」而越界，去做自己范围以外的工作。
「其实是可以不用坐班的，但我做自动驾驶技术，公司的讨论氛围会更好。」安迪在新公司可以更纯粹地投入到技术研究中。
每周开会，安迪收到老板的第一个反馈永远都是：「这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给你解决的？」这让安迪找到了归属感。「每周跟老板开完汇报会，整个人都是比较有信心的状态。我们公司的老板与下属开会，主要作用就是给下属建立信心。」
差不多时间，妻子也从互联网大厂逃离，回到原来的工作。俩人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感情也更甜蜜了。不久前，安迪还养了只猫，下班后一边撸猫，一边和妻子分享一天发生的事情，不会收到工作信息，专心陪家人的日子，让安迪摆脱了工作焦虑。
「29岁就要敲响警钟」Linda，生于1991年，营销经理
Linda是个女性主义者，几次面临职场对女性婚孕问题的拷问后，选择了对女性年龄问题相对友好的外企。
2015年，香港会展管理硕士专业毕业后，Linda很快收到了达能在上海的实习岗位，不假思索就接受了。但实习的两个月里，每次例会，同事大部分时间都用上海话交流，祖籍北方的Linda觉得格格不入，于是离开上海，转战北京。
Linda在智联上搜索「国际会展」，发现一家公司与许多知名企业都有合作案例，例如乐视、大疆等，她觉得专业对口而且团队成员整体年轻化，收到offer一个星期就入职了。
很快结识了另一位从香港留学回来的女生，工作一段时间后两人都发现，被老板画的「饼」坑了。作为乙方公司，无休止的加班和修改成了工作常态，Linda当时的组长，一年加班时长高达两个月。
一次展会，Linda熬了一个星期通宵，每天凌晨五点才从工作室走出来，「我当时觉得自己马上要猝死了。」方案确定后，在展会开始前两天，又临时被要求更改，这让Linda彻底崩溃，「我身体受不了了，改不了，找别人吧。」
这段经历把她累怕了，在日后几次找工作中，她首先关心的问题都是「加班严重与否」。
在朋友内推下，Linda进入了一家互联网企业做留学相关业务。虽然经历了几次业务整合和人员淘汰，Linda依旧凭借出色的工作成绩留了下来。
2020年上半年，Linda对业务游刃有余，进入疲乏期。再有半年就30岁的Linda很清楚，30岁后再换工作，可选择的范围会大幅缩小，因此想在29岁结束前谋求更多可能。「当性别、年龄和工作年限都不占优势，最终被裁员的可能性极大，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变化。」
守着互联网企业圈子，她面试了百度和腾讯。
百度的面试进行到最后一轮后，戛然而止。Linda说，谈及薪资时，HR问了许多关于这个年龄为什么没有婚恋的问题，Linda觉得被冒犯，回复的态度也比较直接。过了大约一个月，Linda在百度做HR的老乡告诉她，百度录用了另一个男生，因为不涉及婚恋和加班问题。
腾讯的面试更可笑。面试官是一位年轻的孕妇，Linda盘算着，这样的身份应该会有「女性共情」，没想到，「是单身还是已婚？」「29岁为什么没结婚？」「家里不催吗？」等一连串问题甩在Linda面前，最终各种原因叠加，也没有后续了。
Linda告诉「蓝洞商业」：「29岁就要敲响警钟，比如单身未婚、已婚未孕，受欢迎程度会降低。我在大厂工作时，也会帮领导筛选简历，30岁以上的女性领导基本不会考虑，除了婚孕问题，领导也会考虑管理难度。」
2022年8月，Linda在之前合作过的一家外企找到一个合适的招聘岗位，几轮沟通后顺利入职。外企和互联网大厂带给她的差异化感受是，除了薪资福利更好，对待年龄问题的态度也不同。外企的第一反应是经验丰富，而非年龄歧视。其次，在裁员保障方面也比互联网企业更友好。
「这家外企的HR里，哪怕是中国HR，也没有问过年龄和婚孕问题，这些是有法律条例规定的，不允许存在隐性歧视。」Linda说。
目前，Linda是新公司驻北京的唯一负责人，工作地点自由，通常会在线上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同事开会。她也把「能听到隔壁跳绳」的出租房退掉，换到了生活环境更舒适、房租更低的北京顺义。
或许是习惯了快节奏的工作，时常情绪紧绷的她，会被上级领导劝解：「不需要这么「卷」，今晚加班久了，明天可以多睡一会儿，晚点再开始工作。」
Linda是个喜欢学习的人，利用空余时间，Linda考取了心理咨询师，多了很多充实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没了年龄上的焦虑与束缚，她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
最近，Linda刚忙完一个大项目，在与「蓝洞商业」聊到「松弛感」时，她发来一张橱窗照片，那时她正走在上海满是梧桐的复兴路上，「带薪逛街」。不是休假，只是一次与上海团队见面的日常。
在被问及回京、工作等一系列可能存在的问题时，她回复：「顺其自然吧」。
当公司来了个「福报厂」领导……志霖，生于1990年，软件开发工程师
志霖是北京人，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毕业，眼看毕业就要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进入电力行业，心有不甘。不想走这条相对稳定的路，注定就会走一些弯路。
为了逃离国企，大三结束后，志霖决定去加拿大留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最终还是选择回国。「就想写代码」，志霖抱着这样的想法，去了工资很低、但可以写代码的一家传统IT公司，成了一名IT工程师。
这段工资不高的程序员经历，也给志霖日后的跳槽，奠定了薪资低的调性。
2018年，直属领导跳槽去了某大厂，也把志霖带走了。新公司的技术团队刚刚组建，志霖成了第一批工程师，虽然工资有所上浮，但受限于之前的薪资「洼地」，工资依旧不高。
最让志霖受不了的是企业文化。「公司流行称呼「XX总」，企业氛围是：老板和他的兄弟们。」老板还时常用自己「耳边放闹钟，每睡两三个小时就起来工作」的故事强化员工加班文化，志霖所在部门还曾因为「加班时长明显不够」被点评通报。
不久后，团队经历了不小的人事变动，整个部门大换血。志霖赶在变动以前，跳到了另外一家互联网大厂，开启了一段「先扬后抑」的过山车般经历。
起初的半年，志霖是在亢奋的情绪中度过的。团队组长韩大力也是个专注于技术的理科男。「那段时间想做什么就去试试，即便每天工作到九十点钟也不觉得是加班，因为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主动推动项目前进，不会讲收益率那一套。」志霖告诉「蓝洞商业」。
好景不长，韩大力离职了，志霖也在几次业务调整后，迎来了一位来自「福报厂」的新领导。
这位新领导的管辖范围超过100人，对于志霖的业务并不熟悉，无法制定有效而明确的OKR，志霖团队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据志霖形容，当时的领导经常让他做一些超过职级范围的策划，绞尽脑汁做出来以后，也无法得到肯定。
2021年，几家互联网大厂陆续取消大小周，但在初期，新领导还是会在临近周末统计周末排班表。「同事们纷纷报名，有的选周六加班，有的选周日加班，只有我选择不加班。」
每次开会前，新领导会先询问前一天每个人的加班时间。「两点、三点，XXX昨晚直接睡在公司。」只有志霖沉默不语，他觉得漫无目的的加班是无意义的。
当时，每天都在自我质疑和与新领导的较劲中度过。还因此错过了一个与面试官交谈甚欢的岗位，原因是面试官觉得当时志霖的性格略带攻击性，虽然技术过硬，但担心团队合作会出问题。
2021年11月，志霖收到特斯拉和以WLB（Work Life Balance）著称的某大型跨国科技企业的两个offer，由于特斯拉所做的业务偏销售方向，他选择了去后者写代码，对他来说是一种回归初心。
现在的志霖住在北京亦庄，公司允许在家办公。每天10点上班，6点下班，工作时间讲究效率，而不是无意义地消耗时间，空闲了会去骑骑摩托车。
「有时下班甚至懒得走，反正回家也只是谈谈恋爱，游个泳，在公司有免费水电。」现在就算加班，志霖也可以自己掌控节奏，「不像以前充斥着攀比和傲娇的意味。」
现在的志霖，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不再「有攻击性」的感觉，如果再去面试那家失之交臂的公司，或许会成功，但他已经对互联网公司不再渴望。
「以前觉得自己是开火车的人，现在发现是躺在铁轨上的人」韩大力，生于1989年，技术专家
韩大力是个能折腾的人，他沉迷于技术本身和事物的本质研究。在曾经的下属志霖眼里，韩大力是个理想主义者。只做自己好奇和感兴趣的事，靠内心的热情做选择。
故事的开始要从浙江大学肄业说起。韩大力在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接到百度在线音乐的offer。面临帮导师干工资很低的私活和知名互联网大厂的橄榄枝，韩大力选择了后者。2014年的百度，江湖地位甚高，对年轻的毕业生来说，这是不可错失的好机会。
但一年后这项业务就被卖给了泰禾娱乐，韩大力也随着业务去了。2015年，网约车行业兴起，他进入了滴滴，做基础架构师，「当时滴滴是家冉冉升起的公司。」
进入滴滴的另一个原因有些机缘巧合。当时韩大力在写一本叫《魔力haskell》的书，想找一位行业有影响力的人帮忙写推荐序，就找到了后来在滴滴的直属领导，两人相谈甚欢，新工作和推荐序都顺利解决。
然而韩大力在滴滴仅停留了一年半，入职后3个月，直属领导背锅离职。2016年的「顺风车安全事故」后，滴滴开始遇到一系列安全问题、合规问题、以及「价格战」，韩大力开始对滴滴失去信心。
之后，韩大力加入另外一家如日中天的互联网大厂。当时韩大力的同组领导，饱受游戏广告之苦。「用心做广告，用脚做游戏」是那位领导对许多游戏的评价，于是想自己做一名广告工程师。
与韩大力不谋而合，他对于这家公司各类产品里的广告推荐机制都充满好奇，他要做的是让用户在某个特定时间看到感兴趣的广告，并点击进入，完成商业转化。
抱着这份工作热情，韩大力在这里待了三年多。期间韩大力写的那本《魔力haskell》被清华大学教授看到，邀请他在清华大学讲了一个学期公开课。韩大力感叹：「清华的学生真是聪明。」但被「蓝洞商业」问及是否会持续讲课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持续讲课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兴趣和好奇心，余下来都会是重复的动作，他不愿意。
让他放弃这份工作的，也是「没了兴趣」。当时韩大力需要对接各类广告主和他们五花八门的需求，对韩大力来说，他不是局中人，无法站在广告主的角度理解需求，重复的接口搭建和推广让他感到乏味。离开，是唯一的出路。
2020年，韩大力来到一家外企做技术专家。职级不低，薪资高于上一家互联网大厂，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几年的互联网大厂经历，让他攒够一些积蓄，利用这些时间和资本，韩大力开始了放飞自我的创业。
他是个重度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家里摆放着小10台自行车。身在骑行圈，了解骑行者痛点，他决定创业搭建一个骑行车停车APP，与路边咖啡店合作，允许骑行者把车停在门口或店内，在APP上按小时收费。但是需求过于小众，创业半年，宣布失败。
但韩大力并没有沮丧，反而利用办公室还没有到期的日子，开了一家骑行咖啡店。店里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型号的自行车架。韩大力的动手能力极强，店内的水槽和桌椅的搭建、墙上打通下水管道等，都是他亲手完成，他享受「解题」的过程。
除了老板的身份，他还是店内的咖啡师。他在网上学习咖啡拉花，一杯杯练习，还把咖啡分给楼里上班的人。很快楼里的员工，都知道了这家咖啡店，还没开始售卖，就有人慕名而来。
最近他又接到了一些造车新势力企业的面试邀请，他调侃说：「除非对方真的能给到比现在公司高出很多的薪资，否则我是不会考虑的，在这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了多家企业工作的经历，韩大力面对生活显得从容了许多。脱口秀演员鸟鸟的一次表演让韩大力很有共鸣，他以前觉得自己是开火车的人，现在发现自己是躺在铁轨上的人，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而普通人没有太多选择后，生活反而清爽了。
那些曾经从国企到外企、再到互联网大厂的人，如今又开始走回头路，又一个循环似乎正在发生。环境的变化改变着年轻人对于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唯一不变的是，一切都在变化中。
应受访者要求：安迪、志霖、Linda、韩大力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