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我周六的早晨都不寻常。《太阳报》(Sun)和《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记者在几分钟内相继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我，不久之后，《每日电讯报》(Telegraph)打电话给我，《每日快报》(Express)发邮件给我。他们都说他们正在写一篇关于我的报道，想给我一个回复的权利。我立刻想到这是政府指使的暗杀行动，因为我的工作是支持Windrush丑闻的受害者。我没想过会是别的什么。其中两名记者解释说，他们从保守党总部收到了一份关于我的档案，这份档案是有意或无意地附在一封电子邮件里的。
我回想起历史上这类事情的例子，比如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或者苏联时代东欧情报部门的做法。很难想象像我这样一个为了工作而生活，为了成为一名律师而翻山倒海，甚至在考试当天生下孩子的人，会引起这样的愤怒。令我惊讶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提到我的Windrush案例——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些案例占了我工作的90%。Windrush是保守党政府制造的一桩丑闻，但保守党政府已经为此多次道歉，并承诺通过赔偿计划和其他措施进行弥补。
在我代表Windrush受害者期间，我被邀请加入当时的内政大臣Priti Patel的Windrush工作组，参加了与内政部的多次会议，并参加了由Sajid Javid担任内政大臣时设立的Windrush经验教训审查。一开始我很惊讶，他们的深入研究竟然漏掉了这一点——直到我意识到，对我的攻击并不是关于“疾风”本身，而是对工党的攻击。
那我的档案里都写了些什么?有人画了一张图，把凯尔·斯塔默和任何挑战保守党卢旺达计划的人联系起来。有人提到了一个案例，我代理了一个牙买加人，他从9岁起就住在英国，面临被驱逐出境。上面说我是斯塔默聘请的种族问题顾问，而实际上我是工党成立的一个工作小组的一名无偿志愿者，该小组的任务是通过一系列指标研究种族差异，就像保守党在休厄尔报告中所做的那样。
它还“揭露”了我作为“拘留行动”(Detention Action)受托人的身份，这是一个备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移民拘留中心的人，大概是因为该组织在法庭上对卢旺达的计划提出了质疑。档案中没有提到我在那次挑战之后成为了受托人。我确实代理了一名男子，他是被锁在停机坪上等待飞往卢旺达的七名男子之一，之后飞机被法院停飞。我并不感到羞耻:移民拘留中心的一名医生证实，我的当事人有遭受酷刑的迹象。
毫无疑问，这个故事是在寻求庇护者(许多人受到了创伤)前往比比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发生的。政府攻击弱势群体，以及像我这样代表他们的人，目的是转移人们对选民优先考虑的问题的注意力:生活成本危机、环境和NHS。
对我的暗杀是卑鄙和自私的，使我和我身边的人面临着很大的人身伤害风险。我不得不接受安全建议和预防措施，这就是我对收到的不祥电子邮件的重视程度。
这种对我和我的工作的公然攻击，建立在错误信息和错误描述的基础上，并以种族主义和厌女症为基础，是我们政治领域黑暗的一天。这是对数千名勤奋正直的律师的诚信和独立性的严重侮辱。然而，积极的一面是，数百万英国人认为执政党这个分支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从我得到的大量支持来看，这些支持不仅来自朋友和同事，也来自许多陌生人，这项政府打击行动产生了惊人的适得其反的效果。
杰奎琳·麦肯齐是利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兼移民和庇护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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