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桑科法官对本·罗伯茨-史密斯提起的诽谤案作出判决时，我正在课堂上讲授媒体法。我们的课的题目是“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但是，对言论自由及其在澳大利亚媒体法领域中的地位的哲学考察能否与近期最重要的媒体法案件联系起来呢?
我们以真理开始讨论，这是保护言论自由的传统理由。真理作为一种理想，似乎经常与我们在公共领域的支离破碎的经验不一致。真理往往是虚幻的或偶然的。然而，正如判决摘要所揭示的那样，罗伯茨-史密斯案强调了真相对公共利益新闻的持久重要性，也强调了真相作为诽谤辩护的核心地位，尽管事实是，它代价高昂、复杂且难以证明。
这可能导致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诽谤案件的复杂和混乱的结果。诽谤是具有公法后果的私法诉讼原因。赢家可能以输家的身份出现，犯罪者可能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公众对法律功能的理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害。这个案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提供了清晰的信息。
本•罗伯茨-史密斯(Ben Roberts-Smith)是前媒体高管，也是前精英特种部队士兵，他选择提起这些民事诉讼，现在根据民事举证标准(基于概率的平衡)，他被判定为战争罪犯、欺凌弱小者和说谎者。这里有一些难以忽视的事实——不仅对原告、对军方、对像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这样的机构，而且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
这一重要案件揭示了媒体法的运作及其在保护媒体自由方面的失败。它强调了我们对模范公益新闻的依赖，以确保我们的民主发挥作用，并确保我们的机构和有权有势的人承担责任。我们的媒体法常常限制而不是促进调查性新闻报道。
正如克里斯·马斯特斯(Chris Masters)所观察到的那样，它们还将公共利益新闻的实践卷入了一个代价高昂、速度缓慢、危险且往往令人望而却步的后续诉讼网络。这个案件本身可能会上诉。媒体所涉及的费用不太可能完全收回。而且很多调查都没有通过发表前建议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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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我在课堂上讲的关于言论自由及其在澳大利亚法律体系中的保护的故事，可能会让人感到失望，而不是鼓舞人心——在很多方面，这是一个缺位的故事。众所周知，在联邦宪法中没有对言论自由的明确保护。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权利法案》。
我们没有在国际层面、地区框架和其他类似的国内司法管辖区中发现的基于权利的保护，而是有一种隐含的政治交流自由——一种基本上消极的普通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概念，以及有助于解释的合法性原则。雅各布•罗伯顿(Jacob Rowbottom)在英国辩称，“媒体自由是媒体法的核心”。相比之下，我们的法律体系不承认媒体自由。
这起诽谤案的结果说明了为什么媒体自由需要在澳大利亚媒体法中得到更多的承认。鉴于在本案中挺身而出作证的辩方证人的勇敢和可信度，以及所涉及的黄金标准新闻报道，真相能够保护媒体自由，尽管法律体系未能解释这一点。
